[DOI]10.15939/j.jujsse.2018.01.ls2 伊势神宫在二战前日本社会是国家神道教的主神社，以祭祀天皇家族的祖先神和农业的守护神为日本民众所尊崇。靖国神社在二战前是完全由国家供养，“社领一万石的别格官币社”的特殊神社，政治地位与经济待遇是仅次于伊势神宫的政治与神道合体的国家神社。靖国神社作为一个地位极其特殊的神道场所，以“英灵祭祀”的神道形式，将为天皇、为“神国”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者的亡灵，演绎成了一种全社会的共同信仰和生命价值的追求，成为“国家物语”中的舞台和英灵，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圣殿”。在将对外侵略战争正当化和圣战化的过程中，生成和形塑了近代日本社会战争记忆中的荣耀感与圣战意识。 1945年12月15日，美国占领军当局发布了由十三条禁令组成的《神道指令》①，严格禁止所有神社进行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宣传活动，靖国神社成为普通宗教法人。《旧金山和约》生效后，靖国神社在日本国内强大的保守势力庇护和支持下，逐渐恢复其特殊的宗教地位，在固化日本近代以来战争记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民族国家战争记忆“存储器”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政治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引发中韩两国政府和民众的抗议。此后，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日本政治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政治特征与外交符号，也成为东亚国际社会关注的国际性焦点问题。深入研究战前靖国神社通过英灵祭祀将对外侵略战争战死者亡灵，演绎成帝国日本“国家物语”的历史过程，是探明日本社会战争记忆内部构造的关键点，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一项研究工作。 一、靖国神社是近代日本社会战争记忆生成的原点 明治政府是1868年取代德川幕府而成立的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权，靖国神社是由明治新政府在1869年设立的“东京招魂社”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新政权和新国家历史“记忆的场”的合体，在这里新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得以确认，同时又强化形成了一个新的集体记忆。 德川幕府在禁绝基督教之后采用的是佛教国教化制度，佛教与融合了民俗信仰的神社神道并存(神佛习合)，对于幕府时代的庶民阶层而言，作为“征夷大将军”的幕府将军要比天皇更为人们所尊崇。为了配合政治中心的转换，明治新政府首选利用日本本土传统神道来衬托天皇的政治权威，神社悬挂的长条旗上开始出现“正一位稻荷大明神”的字样②，以谕示天皇的神格地位。为收拢民心，明治政府逆转了神道神社与佛教寺院的宗教地位，新政府中设置神祇官以统辖全国的神社，同时建造新神社以否定德川幕府的宗教价值观。 法国历史学者皮埃尔·诺拉指出：“记忆场所存在的根本理由是让时间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白银的唯一记忆是黄金)，将意义的最大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中，显然这是要将这些东西变得引人入胜，记忆之场只能来自它们在持续的意义变动和不可预见的枝蔓衍生中的变形能力。”[1]21靖国神社前身东京招魂社设立的根由，就是与近代日本社会战争记忆的生成与固化相关联，也可以说靖国神社是伴随着日本两大政治势力——幕府将军与维新派武士之间内战的一种孪生物，其实质是为了配合政权的更迭而派生出来的政治性宗教力的表现形式，是日本传统神道与新政治权力相结合的一种产物。以鸟羽伏见之战而开始的内战被称为戊辰战争，这一年是公元1868年，以干支纪年为戊辰年，故幕府军队与维新派武士之间在鸟羽伏见发生的战争仍然以“戊辰”命名，成为新旧历史转换的一个记忆标志。围绕新旧政权交替，内战一直持续到次年即1869年5月函馆之役而结束。通过这样一场时断时续的内战，实现了统治权由传统武家向天皇家的转移，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权为昭示自身权力受让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对为新政权战死者进行招魂祭祀，就成为明治政府的头等要务。新政府一方面向东京的神祇官发出命令，对鸟羽伏见之役以来的战死者进行调查并制成名簿，为举行“招魂祭奠式”做前期准备；另一方面，新政府着手寻找举行仪式的合适场所。最初的候选地是东京上野山中的宽永寺，第二候选地是东京九段坂，即现在靖国神社的所在地。明治政府军方代表大村益次郎率6名军方代表在考察后确定选址该处，东京府将此地列入建筑用地以修建“招魂社”。合祀的对象限定在为“王事”而殉国的亡灵，且合祀范围不仅是戊辰战争的牺牲者，凡今后为了皇室暨为了国家而献身的人都属于合祀的对象，这也就是以此为宗旨而设立作为永久性祭祀设施靖国神社的初衷。 从亡灵合祀范围的限定和设立永久性祭祀为国死难者的初衷来看，靖国神社从设立之初就有别于其他普通的祭祀神社，它被赋予了国家神社的政治地位，而合祀的对象也是强调在为国献身者的政治身份上，靖国神社成为与近代日本民族国家相伴而生的一个特殊宗教设施，成为日本新政权培育国家主义精神的宗教基地，成为塑造所谓“为国献身者英灵”的特殊场所。由于靖国神社被赋予“别格官币社”的特殊地位，这意味着“在维新前后的动乱中天皇一方的死者，即便是一名士兵也是被与楠木正成(武神)同等对待的破格礼遇”[2]75。借助这样一个特殊的“记忆之场”，可以达到还原战争正当性的话语叙述，同时通过这样的“记忆的场”可以实现新政权与社会之间达成一种“默契”，社会成员受到一种鼓励忠诚献身的暗示，国家为忠诚献身者提供了成为“神明”“英灵”的承诺和渠道，而靖国神社就是承诺实现的见证场所。“明治时代以后出生的日本国民，只有在靖国神社里才有机会成为国家祭祀的神灵。作为靖国神社祭祀神灵的唯一条件，是要为天皇陛下战死。至于这些人在生前是怎样的人，则一切不必追究，‘光荣战死’是成为国家祭祀的神灵的唯一条件。”[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