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例权利与私有产权的博弈

       在中世纪的英国，惯例权利是基于习惯法基础上的权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被社会广泛认同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产权逐渐确立的过程中，与之相冲突的很多惯例权利都通过法律形式被否定了。例如，1741年平衡法院取消了村民挖掘泥炭的惯例权利；1788年最高民事法庭取消了村民捡拾薪材的惯例权利。①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判定拾穗权为非法。英国史学家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从惯例到非法的转变”(transition from custom to crime)。②资本主义绝对财产观念认为，“财产权利就是包含在所有权中的那些权利”。③所有权具有排他性，因此必须用法律取消与所有权相抵牾的惯例权利，从而建立起绝对的私人财产权利。然而，惯例权利对于下层农民来说，不仅是村庄共同体成员的基本权利，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保障。尤其是拾穗权(Gleaning)，即庄稼收获之后，贫民可以自由进入他人的田地里捡拾庄稼的权利，“集中体现了村民的公共权利以及古老惯例中对私人财产权利的限制”。④著名历史学家汤普逊指出：“拾穗权是地方资源附属权利中的一项，它从古代农业社会中发展而来，并被贫民紧紧地抓在手中。因为这种权利可以提供给他们部分的生活资料。”⑤尤其是那些食不果腹的贫民，尽管法律有了明确界定，但他们不会轻易地放弃拾穗权。

       关于拾穗权的研究，外国学者更关注拾穗权的主体，忽视了近代早期拾穗权的实际存在及其与法律的冲突。⑥目前，我国史学界尚未注意到这个问题。有鉴于此，本文详细梳理拾穗权之争的由来、发展和消失，试图以点带面、以小见大，深入探讨英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

       一、拾穗权的收益及普遍性

       拾穗权对贫民是否重要，首先要看收割之后田地里有多少遗留的麦穗。当时很多农学家的记载都使用“很糟糕”这样的词汇，说明遗落的麦穗不少。在牛津郡的雀起乡(Lark Rise)，一些拾穗者通常会把自己捡拾到的庄稼放在房间里进行展示，邀请路人参观。⑦18世纪著名的农学家艾利斯说：“拾穗权对于一个贫困的大家庭来说非常重要，以至于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要依靠拾穗才能获得面包。”⑧一些史学家也认为，拾穗所得十分丰厚。例如艾登的描述：“穷人可以通过捡拾获得大量食物……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获得一整年制造面包的小麦；还可以获得喂养一头猪的豌豆。”⑨虽然还没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农学家和史学家都认为拾穗所得在贫民生活中占很大比例。⑩20世纪80年代，史学家布萨维试图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分析拾穗权带来的具体价值。他研究了18世纪晚期诺福克郡、萨福克郡以及埃塞克斯郡的资料，得出结论：捡拾庄稼占一个贫民家庭年均收入的2.7％-4.1％。(11)艾登研究了1790年北安普敦郡档案，也得出结论：捡拾庄稼占一个贫民家庭年收入的5.7％，大约为30先令。(12)按照著名农史学家亚瑟·杨的估算，1791年的埃塞克斯郡，一些家庭捡拾庄稼所得价值大约为5英镑，平均每户拾穗所得约为2英镑；每户捡拾庄稼的收入占其年均总收入的5.5％-13.7％。(13)这与1834年王国济贫法委员会调查报告中的数据基本吻合(见表1)。

      

       从上表可知，拾穗所得的平均最高值达到9.5％，最低值也达到了6％。那么，这些数据是否接近事实呢?第一，上述估算数据非但不高，还有可能是低估了。首先，在量化研究中没有考虑到季节性失业。季节性失业是1834年济贫法委员会调查报告中一直忽略的问题。由于调查报告中对农民平均工资的估算是基于“每个劳动者经常得到雇佣的情况下”得出的，但实际上在整个冬季和早春时节，农民很少能够得到被雇佣的机会。例如，在杜尔汉姆的达灵顿(Darlingdon)，一个申请救济的农民指出，自入冬以来，他就一直赋闲在家。因此，他已无法养活4个孩子。(14)这就造成调查所得的工资水平要高于农民的实际收入。从这个角度来看，拾穗在贫民家庭生活中所占比例应该更高。其次，没有考虑到拾穗者顺便偷盗庄稼的情况。实际上，有的拾穗者偷盗所得与拾穗几乎相当。威尔松曾指出：“这种行为(指偷盗)造成很大损失，据统计，最严重的能达到总收成的30％。为了避免损失不断扩大，小麦收割一般都比较晚，而且一旦收割完毕就立刻从地里运走，因为当拾穗者不断地穿梭于谷捆之间时，农场主就不敢把它们放在地里了。”(15)再次，灾荒年的拾穗所得要比正常年景更多，因为灾荒年粮价都会上涨。例如19世纪早期，英国曾发生过一次长达20年之久的饥荒，6蒲式耳小麦在1790年的价格是40先令，1800-1801年涨到80先令，到1812-1813年则高达100先令。(16)有人认为，灾荒年拾穗所得必定降低，事实却并非如此。亚瑟·杨曾描述过这样的现象：“从7月初到中旬，大风和暴雨连绵不断，使得小麦大片大片的倒伏，纠缠在一起。一些收割者不可避免地要遗留下大量的麦穗，而且每个麦穗都颗粒饱满。”(17)在18-19世纪，大多数农民家庭的年均收入约为22-30英镑，而人均拾穗所得则为50先令，拾穗收入应占农民家庭年均收入的8％-11.4％之间。(18)对于那些高收入的家庭来说，其所占比例约为6％；而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至少占9.5％以上。也就是说，拾穗所得是一个贫困家庭生活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拾穗所得数据还有其他资料佐证。1843年，在《王国对妇女及儿童雇佣状况的调查报告》中提到了5个村庄捡拾庄稼(主要是小麦)的数量，分别为：诺福克郡的小马辛厄姆村为5-8蒲式耳/户，西雷纳姆村4-5蒲式耳/户；沃里克郡的圣奥卡蒙德-什鲁斯伯里4-6蒲式耳/户，洛克斯尔3-6蒲式耳/户；伍斯特郡的斯托恩3蒲式耳/户。如果以当时的市场价折算这些粮食，以小马辛厄姆村庄为例，拾穗所得为37-60先令/户，拾穗占家庭年均收入的4％-7.5％。(19)这与上述数据基本相同，与当时农学家的统计也相差无几。例如，1789年，格洛斯特郡的纽恩特，一个叫大卫·戴维斯农学家指出，对于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捡拾庄稼所获价值为33先令，占其年均收入的10.4％；而对那些收入较高的家庭来说，则占8％。(20)1840年，莱恩伯德兄弟对索福克郡的农业评估中得出结论：“妇女在秋收时不从事其他工作，只是捡拾庄稼，一般情况下捡拾所得为6-8蒲式耳，按照1830年到1850年间谷物的平均价格来推算，这些拾穗所得的收入应为45-60先令。”(21)农学家格莱德通过考察也认为，“通过捡拾庄稼所得应为4-8蒲式耳，以当时价格折算约为40-60先令”。(22)由此看来，上述数据以及对拾穗价值的估算比较符合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