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随着实践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也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演进、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变化。在此过程中，“青年马克思”因其特殊的思想史境遇和复杂的文本依据状况，在近一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阐释中扮演了关键性的理论角色。在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今天，回顾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文本存在方式，梳理马克思思想形象建构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理解模式的历史承转，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问题新视角重新回顾“青年马克思”的实践探索和思想成长之路，不仅现实可行，而且将呈现出新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一、出版物、修订版、遗留稿、译文版：文本传播中的马克思形象 毋庸置疑，近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推进，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在具体的学理层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探索离不开对于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梳理和反思、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理论原原本本的分析和研究、对于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国外学术思想成果的批判性借鉴。由于特定的历史机缘，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文本和《资本论》手稿文献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进展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在老一辈学者的推动和引领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理论成果。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也被摆上了台前案头。作为文本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进行分类，不仅涉及文本本身，而且在更深一个层面上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总体进程的理解。 张一兵教授在其著作《回到马克思》中，区分了马克思理论写作中大体存在的三类不同的各具意义和价值的文本：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在以往的研究中，受到学者普遍重视和着力研究的往往是第三类论著，第二类文献也得到一定的关注，而第一类文献实际上还没有获得应有的解读和研究地位。因此，他认为只有通过第一、二类文本的深入解读，才有可能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新路与缘起语境。[1](P12)对于笔记、手稿和书信的推崇，反映了文本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尝试在文本研究中自觉回到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原初进程，以文本作为重要的中介和载体，进入马克思学术探索的理论深处。同时，之所以要区分三类文本并突出笔记、手稿和书信的重要性，还同研究中曾经存在的“错误引导机制”，即认为在第一、二类文本同第三类文本之间存在着成熟与不成熟的界线；以及由于客观历史原因，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笔记和手稿，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才逐步公开问世有关。[1](P12) 这就提示我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回到文本本身”，不仅要关注文本，而且应自觉思考文本向我们的呈现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一兵教授在其日后的研究中，还曾经提出了包括“拟文本”、“构境论”等一系列与文本研究相关的新概念、新方法。尽管这些概念的提出，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其中所包含的那种从文本推进到思想史，从思想史推进到当代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探索的思考，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在这个意义上，随着近年来MEGA2编辑工作的推进以及国内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深化，另一种新的文本分类方式也逐渐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域。这就是以马克思不同时期的形象建构(image)①为导向，以马克思理论文本出版问世的方式为线索，对马克思文本所进行的分类方式。可以说，这种分类方式的依据是马克思文本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概而言之，马克思的理论文本可以据此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文本是马克思在世时，由马克思创作、修订并公开出版问世的著作。这是现存马克思文本中最为庞大的一部分内容，也是一般意义上为大众最为熟知的部分。从早期《莱茵报》时期的作品，到《德法年鉴》和《神圣家族》，经过《哲学的贫困》到《共产党宣言》，其后1850年代卷帙浩繁的政论文章，以及《资本论》第一卷的公开问世。这些著作，一方面构成了我们研究分析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直接反映马克思不同时期理论发展的同时，还折射出特定思想史语境中马克思与其理论对手和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微妙关联。因此，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创作、修订并公开出版的著作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马克思著作，而必须对后面第二类和第三类文本的分析加以仔细甄别。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内学界已经认真关注过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和《马克思论费尔巴哈》(恩格斯)的比较问题，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修订再版时所发生的术语调整等。 第二类文本是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加以整理出版或修订再版的著作②。这一类文本在既有研究中也已经为大众所普遍熟知。其中，代表性的是《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这样的巨著。在对这一类文本的分析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特别值得我们关注：首先，马克思写作但恩格斯后来整理出版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理论“事件”，如著名的《资本论》二三卷的出版和《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了恩格斯基于特定社会理论语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发和捍卫。其次，在整理出版或修订再版的过程中，恩格斯往往要对马克思的相关表述做出调整和改变，这就直接产生了一个后来得到国际学界热议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讨论由于其复杂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背景，又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对这类文本的认识。再者，恩格斯对马克思文本的编辑整理，还留下了数量颇丰的说明和介绍性的文字，由于前两个方面的原因，这些说明介绍性的文字往往具有自身独特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最典型的莫过于恩格斯的“最后一部作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