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8)02-0053-08 2017年正值《资本论》第1卷公开出版150周年。回顾一百多年的研究历程可以发现，国内外学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成果已汗牛充栋。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基于解读史的视角，深入把握《资本论》形象变迁背后的理论资源和问题域就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研究课题。经过30多年的辛勤耕耘，国内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的解读及其逻辑演变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却始终存在一个重要缺憾，即忽视了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的研究。虽然这一流派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历史地位却不容忽视：就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而言，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连接意大利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间环节；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而言，它最先开启了从人本主义到科学主义的逻辑转向，并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共同构成了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流派。以此来看，厘清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的解读，不仅有助于我们系统深化对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同时也能为当前国内学界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关系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辩证矛盾”与“现实抽象”：形而上学的内在根源 由于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在“科学”的理解上，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明显异质于马克思。德语中的Wissenschaft一词不仅具有“科学”的意思，而且还具有“知识”“智慧”的意思，这也是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真实内涵。然而，在他们这里，“科学”被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和经验意义上的“科学”。从这一逻辑出发，德拉-沃尔佩认为，黑格尔的辩证矛盾观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否定的神学”，代表了整个基督教和神学的方法论传统，是与科学完全对立的。由此认为，要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必须证明马克思是沿着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和康德的道路前进的，论证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彻底决裂。 这种信念构成了德拉-沃尔佩研究《资本论》的方法论前提。当他从这一方法出发时，必然会认为《资本论》所研究的现实并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矛盾，而是一种对立关系。“在德拉-沃尔佩看来，黑格尔似乎与《资本论》没有任何联系，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冲突只不过是真正对立，在原则上，完全类似于伽利略、牛顿所分析的那些力的冲突。”[1]19于是，在他这里，《资本论》被理解为一部资本与雇佣劳动相互对立的历史。然而，与克里弗不同，虽然后者也把《资本论》理解为资本与劳动对立的历史，但他的目的是为了论证这种对立必然导致自治主体的生成，即形成一个与资本彻底对立的对抗主体，其力图在新的语境中重新激活《资本论》的批判性和革命性[2]。与此相反，德拉-沃尔佩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明《资本论》是一部反辩证法的、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著作，他虽然看到了马克思对拜物教和异化现象的批判，但他始终认为这是一种“例外状态”，不具有普遍意义，结果《资本论》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就被淹没在实证主义的漩涡之中了。科莱蒂评价道：“德拉-沃尔佩从来没有成功地阐述过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很明显，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这一理论在他的计划中没有任何意义。”[1]20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只要采用正确的科学方法，就能消除这些异化和拜物教现象[3]。 作为德拉-沃尔佩的得意弟子，科莱蒂一开始对这些观点深信不疑，这在《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1969)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但随着他对《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等的深入研究，他开始怀疑德拉-沃尔佩的判断。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商品形式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简单细胞。而构成商品二重属性的是价值和使用价值，它们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真正对立，而是相互吸引、相互依存的辩证矛盾，商品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矛盾体，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缩影。“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都是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有用的私人劳动和抽象的社会劳动之间矛盾的结果。商品的这种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之间的矛盾；同时，商品与货币之间的矛盾发展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说得确切些，即发展为货币所有者与那种特殊商品即劳动力——它的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源泉，因此也是资本本身的源泉——所有者之间的矛盾。”[1]25由此出发，科莱蒂公开批判了他的老师。他指出，通过“重新阅读马克思逐渐知道……资本主义的矛盾无可否认地是辩证矛盾。德拉-沃尔佩力图跟上时代，把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解释成为康德意义上的现实的对立，即一种无矛盾的对立。如果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康德式的现实的对立，那它将是非辩证的，而且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就固若金汤了。但问题实际上要更加复杂得多。我一直相信，唯物主义排斥矛盾的现实这一观念；但毋庸置疑的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矛盾”[4]435-436。“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到所有其他矛盾——并不是‘真正对立’(就像我紧随德拉-沃尔佩，直到昨天我还相信的那样)，即不是客观的无矛盾对立，而是辩证矛盾。”[1]23这表明，后者并不只是黑格尔的理论虚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现实。当科莱蒂从后者出发重新理解《资本论》时，他惊奇地发现，晚年马克思的核心任务是力图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完成科学的建构过程。基于此，科莱蒂打开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德拉-沃尔佩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发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内涵。 科莱蒂指出，抽象劳动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去主体化的异化劳动，“它既不关心操作劳动的特定个人，也不关心个人所完成的特定劳动，只关心所耗费的劳动力……简言之，在这里，重要的只是那些外在于、独立于消耗劳动力的人之外的人类能力和劳动力，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好像真正的主体不是人而是劳动力本身，而人只不过是后者显现的一种功能或工具而已。换言之，原来作为人的特性、规定或属性的劳动力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主体，代表着物的价值；而原来作为真正主体的人类个体现在则成为他们规定的规定，成为物化劳动力的因素或附属物。”[5]85-86作为价值的实体，抽象劳动是一种不以任何个体为转移的客观抽象，而货币和资本只不过是这种价值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货币和资本统治人，归根到底是“抽象”统治人，这种抽象不是一种理论虚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来的真实抽象。从这个角度而言，科莱蒂发现了马克思的这一判断即“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6]的历史语境，诠释了“现实抽象”的哲学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