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8)02-0015-09 近现代以来，在城乡巨变及普遍城市化的时代背景下，历史的主题在不断发生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城市空间在当代的重要意义，资本积累的工业时代逐渐让位于资本积累的都市时代，空间成为研究问题的中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试图对当前城市问题做出有效回应，并试图制定未来都市社会发展方案。而当代转型时期的中国也面临着“乡土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这不是纯粹的地理景观的变革，而是地理空间变革基础上的社会性变革，绝大多数人口要么生活在城市地区，要么以一种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生活在非城市地区，影响当代中国发展的整个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悄然发生着巨大变化。当乡村逐渐在物质形态上萎缩、消失，甚至仅仅退化为一种“故乡”式的精神信仰，而城市空间则表征着人们的普遍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的时候，城市该如何发展自身，保护人在新空间中的生存生活权利，并建立自己的人文价值则成为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当年洛克在彼时的历史趋势下提出“财产权”是人类的核心权利，解决私有财产之于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作用。此时的社会，城市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城市权利同样是社会核心权利之一(但性质迥异)，都市时代，城市权利深刻而本质地影响着每个个体的生存境遇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在全新的社会语境中规制着城市发展、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之间的辩证。社会主义中国要建设新文明，引领新时代，解决好城市民生问题，反思如何发展城市、并践行“城市权利”就十分必要。 一、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为先发内生的发达国家，西方在发展道路上比发展中国家较早地经历了城市危机，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世界如美国、英国等国家经济面临极大困难，都市社会出现新的变化，遭遇日趋严重的空间问题，如住房、交通、就业等，引发了多次大规模的社会暴动和反政府主义运动。现实空间性的不平等和等级制度、不平衡的福利计划、城市贫穷等问题刺激了有自觉意识的学者们去思考地理与社会的关联，帮助“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平等与安全的社会”[1]69。力图对抗主流地理学的空间拜物主义，着力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政治经济与地理、城市空间问题的关联性，旨在创造公正的社会再生产关系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成为对当时社会关系进行空间探索的基本范式。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看作是“主要建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一种激进的政治经济学，也掺杂着一些来源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后来的帝国主义论的推论”[2]81的一种物质性、基础性的批判范式。全球大都市实践和视野的转变激发人们从资本主义空间形式中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关照历史的建构与空间的生产，尝试解决城市社会变迁的现实问题。它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中，考察资本循环、资本积累与城市空间的相互作用，并且主要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作为一种结合了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想象的批判性视角，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已成为我们今天理解当代复杂社会图景的解放性及启发性理论范式。其代表人物有列菲伏尔、卡斯特尔、哈维，他们大多数继承了马克思、韦伯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及批判思想，围绕资本主义组织和积累之间展开逻辑性的描述，从生产方式出发，对空间剥削、空间排斥、空间集聚、空间隔离、空间霸权、空间权力控制、地理不平衡发展以及经济危机进行空间哲学的回应。 (一)工业时代的空间洞察 马克思和韦伯在分析社会发展时，都认为社会是围绕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整合而组成的体系。不同的是，马克思更多强调分析中的经济因素，而韦伯则试图证明伴随着经济行为，文化和政治因素如何影响个体行为和社会历史。马克思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产物，即城市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与封建乡村社会关系斗争的结果，韦伯[3]将城市看作是建立在货币经济基础之上生产和消费的市场聚落，城市因为其政治权力，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独立以及他们的地方政府从封建权威关系中获得的权力而发展。“马克思和韦伯的论述都表明，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下社会组织的模式是如何通过空间形式比如城市，以及这种空间形式中的社会关系来运行的。正是这一视角表明了对聚落空间探索的政治经济学路径。”[4]129相比马克思和韦伯对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研究而言，恩格斯对城市空间的关注则要具体和深入得多。我们最为熟悉的是恩格斯对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研究，以及他对大城市曼彻斯特的实地考察。对于恩格斯而言，研究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关系的具体细节的最好地方就是工厂这一空间场所，而研究作为社会系统的资本主义一般状况的最佳地方则是大工业城市。在曼彻斯特，恩格斯观察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扩张、资本积累扩大的过程，并且目睹了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空间混乱、空间隔离等。用一句概括性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资本主义制造了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就是富有者与贫困者之间的不平等、悬殊以及他们在空间上的隔离。 (二)空间生产的社会图式 列菲伏尔是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最强有力的提倡者。对于他的贡献，我们绝非三言两语可以概括。但他“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城市的工作，并从他们的思想中提取出一门城市政治经济学”[4]132，运用诸如资本投资、利润、租金、工资、阶级剥削和不平衡发展等经济范畴来分析城市问题，展开对“隐匿于幻想和意识形态厚厚的面纱中”[2]77空间性的批判。这个将“包含着一种关于工业生产、增长、分配和产品的转换的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转变成“一种空间的政治经济学”[5]132的努力，使他成为运用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来思考与分析城市问题的开创性学者。 在列菲伏尔看来，城市空间是受国家控制的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现代空间性规划的结果，是空间生产的产物。它遵循的是资本主义逻辑，为利润和剥削劳动力而生产。“资本主义中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剥削和统治的关系，是通过整个的空间并在整个的空间中，通过工具性的空间并在工具性的空间中得到维持的”[5]136，空间被打上了资本主义的烙印，日常生活也受资本主义统治的内在逻辑左右。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生产出被片断化、分割化、稀有化的空间，产生了空间的矛盾。空间的矛盾自身包含和隐藏着交换与使用、中心与边缘、总体与局部、均质与差异、自产与自我毁灭的矛盾。要克服空间的矛盾，必须改变空间，改变生活，改变对空间的生产及它的社会形态，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再生产关系。这种改变亦即为了获取进入城市的权利，争取更高形式的自由和民主，以确认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