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8)01-0105-11 最近，人工智能和万物互联的观念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过于关注短期变化的新奇性，未能把它们与大数据时代联系起来，抓住其背后的整体性和长期性特征。比较起来，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两部著作，提供了一种深邃的历史视野，值得高度重视。按照《未来简史》的看法，大数据时代有三个主要特征，即人工智能、万物互联和算法为王。在赫拉利看来，这三个特征都表明，大数据时代人的发展前景堪忧。赫拉利所忽视的是，人的发展并不是单纯由技术的社会形态决定的，而是由经济的社会形态和技术的社会形态共同决定的。技术社会形态的大数据时代在经济社会形态中相当于过剩经济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也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新时代。新时代与产能过剩联系在一起，因此不仅意味着科技和经济的新升级，而且意味着社会和人的新发展，而这两个方面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既有技术的社会形态，也有经济的社会形态。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时期，恰恰是技术的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大数据时代和经济的社会形态意义上的自由人联合体时代共同开启的时期。因此，研究大数据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未来前景和发展方向，以及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规划。 一、时代划分的数据技术标准与经济社会标准 越来越多的人认同马克思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社会中。在《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等著作中，赫拉利试图证明，动物有两个世界，即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而人则有三个世界，即除了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外，还有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即社会世界。对社会世界既需要从技术的社会形态去理解，也要从经济的社会形态去理解。其中赫拉利更强调的是前者，马克思更强调的是后者。 赫拉利提出了一种对社会形态进行划分的新的数据技术标准。根据生物学的最新发展，他提出“生物即是算法”①，认为生物进化论实际上是算法的自我演化，优胜劣汰的过程本质上是算法优化和升级的过程。问题是生物进化只能说明到人类产生为止的过程，不能说明人类中的一个特定的物种——智人的发展过程。作为智人的后代，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同为人类，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比智人更大，身体也可能更强壮，为什么恰恰是智人得到了生存和繁衍，成为仅存的“人类”，而人类的另一支尼安德特人却灭绝了呢?在赫拉利看来，这是由于智人实现了社会合作，而尼安德特人却满足于自然的生活。是人的社会本质让智人在进化过程中胜出。赫拉利把“社会”理解为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在他看来，正是“互为主体”这一点，使智人能够结合为一个个集体，从而以组织起来的整体的身份面对自然界，这使智人拥有比动物和其他人类更大的力量。要组织成为整体，就需要数据管理，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数据管理的水平来确定社会和人的发展水平。 马克思更关注经济的社会形态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他曾经划分过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社会。②这就是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人们谋生的方式即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人们谋生的方式又制约着他们的全部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因此“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③。马克思根据生产方式划分了四种经济的社会形态即由“经济人”构成的社会形态：亚细亚社会、古典古代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加上共产主义社会，人们通常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称为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对于技术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则主要研究了后两种生产方式所对应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④自马克思逝世以来，对技术发展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使我们有可能研究三大形态背后的技术基础。其中赫拉利的看法无疑作出了重要贡献。 赫拉利高度评价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关注的并不是古代经典或预言中的梦想，而是科技和经济，这对20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定义和区分彼此的标准是对上帝的看法，而不是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之后，比起关于灵魂和来世的辩论，科技与经济结构问题更为重要，造成的分裂也更加严重。到20世纪下半叶，生产方式成了热议的主题，让人类几乎忘记了灵魂和来世。“即使是最严词批评马克思和列宁的人，也接受了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基本态度，更仔细地思考科技和生产，而上帝和天堂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⑤遗憾的是，赫拉利只是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对近代以来社会即人文主义时代的描绘，没有注意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不仅仅适用于人文主义时代，而同样适用于以往各种技术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的社会形态。如果把古代称为神本主义时代，那么，在赫拉利看来，古代社会并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是人们的信仰决定了人们的生活。神是否存在，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神的信仰把人们组织起来，从而能够以集体的身份面对自然界，征服和改造自然界。在这一意义上，赫拉利认为“神”既非纯主观，也非纯客观，而是“交互主体性”对象。并不是神本身，而是对神的信仰把人们凝聚在一起。这等于说，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但在马克思看来，事情恰恰相反。人们之所以信仰某个神，是由于它有助于人们在整体上更好地谋生，而不是把人们引向灭亡，因为如果某个神把人们引向灭亡，它自身也就随之消失了，这正是“交互主体性”的含义。由此看来，赫拉利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这或许是由于他只是把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而没有注意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论断。只有从“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论断出发，才能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即“人们按照自己的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⑥；同样，只有理解了“人们之所以能够持续信仰某个神，正是由于这种信仰有助于他们的谋生”，才能理解为什么恰恰是信仰把人们组织起来，形成社会这种“交互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