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8)01-0085-06 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在当代，从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上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应当体现为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应当体现为精神生活的丰富，体现为精神需要的满足和精神素质的提高。精神生活的发展是当代及未来人的发展的重要方向和主要表现。 “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1]由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一直以来对人的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内容存在着片面的理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在享受的意义上理解人的发展，将人的发展局限或等同于物质财富的增加、物质欲望的满足和物质生活的改善。 由于需要的层次性以及由此决定的需要由低级向高级逐次满足的顺序，又由于长期以来生产力水平低下导致的物质财富的短缺，物质生活在人们的生活中从来就处于最为显著的地位，丰衣足食一直是历代人的夙愿，被人们视为幸福的主要甚至全部内涵。久而久之，这种生存的格局和状态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以物质需要满足为最高诉求的心理和行为倾向，并进而演变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将占有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幸福的尺度，将理想社会的特征主要理解为物质财富的丰盈和物质生活的改善。 社会现代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物质财富短缺的压力，但却并未改变将占有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幸福尺度的思维定式，反而从另外的方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倾向。因为现代化既释放了人的创造能量也释放了人的占有欲望，进而引发了人们之间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诉求的利益博弈，并逐渐形成了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更多即更好”的“重占有”的生存态度。 在西方，伴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化，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金钱成了一切事物围绕的中心，消费状况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许多人不是为了生存而消费，而是为了消费而生存。消费俨然已成为表征时代的标志性符号，以至于从学界到大众都以“消费社会”称呼他们所处的时代。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詹明信就此指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开始出现于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间(被五花八门地说成是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等)。新的消费类型；有计划的产品换代；时尚和风格转变方面前所未有的急速起落；广告、电视和媒体对社会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彻底渗透；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对过去城乡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紧张关系的取代；超级高速公路庞大网络的发展和驾驶文化的来临——这些特点似乎都可以标志着一个和战前旧社会的彻底断裂。”[2]弗罗姆认为，“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荣誉和权力的追求。”[3-1]艾伦·杜宁则认为“消费的价值就等于自我价值。”[4-1]消费从以往的生活手段变成一种时代潮流和生活方式，不仅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而且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享受和经常性的文化活动。“在美国，购物已经变成了一种首要的文化活动。”[4-2]消费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生理上的物质性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其品位、虚荣、炫耀等心理需要，“在消费社会，需要被别人承认和尊重往往通过消费表现出来。……买东西变成了既是自尊的一种证明，又是一种社会接受的方式。”[4-1] 早在19世纪末，凡勃伦就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概念，认为所谓炫耀性消费，指的是富裕的上层阶级人士对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需物品的浪费性、奢侈性消费，包括购买贵重礼物、驾驶豪华汽车、举办奢侈宴会等各种炫耀的、讲排场的行为，是一种装门面的、摆阔气的消费。炫耀性消费意在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财力和社会地位及由此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其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认为，炫耀性消费的意义不在于享用商品自身的价值即商品物质形态上的使用价值，而在于享用由其所带来的心理价值。因此，进行炫耀性消费的人在消费时总是强调所购买物品高昂的“价格”而非其品质和效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正是炫耀性消费的典型表现!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在我国已经悄然流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追求物质享受开始在一部分人中蔚然成风，许多奢侈的商品已远远超出了人们正当的生活需求，一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消费根本上就是非理性乃至于畸形的。奢侈性或炫耀性消费在我国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其结果是，一方面，一些富裕阶层肆无忌惮地大肆挥霍，另一方面，许多低收入者的正当需要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应有的满足。例如就在一些高档楼盘却长期空置的同时，许多低收入者的居住空间却极为狭窄，其中一些人甚至居无定所。两相比较，令人扼腕。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在加深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公平并唤起人们对金钱贪婪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严重损害。正如《只有一个地球》一书所指出的，“假如在不久的将来70亿人都想要同欧洲人或日本人一样地生活，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假如他们中间四分之三的人口迁移到城市居住，并在那里追求同发达国家一样的标准使用能量和消耗物质，那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呢?没有办法能使这类问题得到答案。”[5]显然，如果人类要长期生存下去，仅有改变世界的愿望是不够的，还应有改变自身的愿望，因为人虽然不能超越环境的制约，不能制造出无限丰富的物质财富，却可以超越自身，走出需要误区，改变自己的需要定位。 合理定位需要的前提则是正确界定需要的合理性。需要的合理性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确定。从质上来看，合理的需要是人生存发展要求和趋势的体现，是有利于自己、社会、他人或自然的，反之，有损自己身心健康、有害社会、他人或自然的需要则是不合理的。从量上看，需要的满足是有条件因而是有边界的。就物质需要而言，即使是合理的需要，一旦超出了某种界限，“正当”就会变为“奢侈”甚至“畸形”或“贪婪”。无止境的需要必然会受到有限的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因为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与需要相对而言，一切资源都是稀缺的。”[6]弗洛姆曾尖锐地指出，“如果说需求是无限的，那么即使生产规模扩大到了极点，也跟不上想比别人占有得更多这种幻想。”[3-2]再高的生产力水平也满足不了无限制的需求，既是由于任何时候、任何水平的生产力所生产出的产品，相对于无限制的需要(甚至贪欲)来说都是短缺的，也是由于资源的支撑能力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边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