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8)02-0161-11 一、“文以载政” 1909年9月8日的天津《大公报》上，刊出一则有关时人抵制日货事的报道： 日前驻京某国公使往谒那相国，因北京某某两报对于该国货品倡言抵制，业已登载数次，请由民政部预行严禁，以笃邦交等情。闻那相国对以此次风潮亦我国人民自由之行动，官场无法干预，未识某公使如何答复。① 该消息旋即被上海《神州日报》以《那相维持言论自由》为标题进行了转载。②十天后，《神州日报》又报道了天津某校学生公开发送抵制日货传单，结果被地方官缉拿押送给新任直隶总督端方裁决。端方表示学生热心国事，应不予追究，送回学校由监督管束即可。第二天在召见提学使及各学堂总办、监督时，端方又表示：“货品买卖，固属个人自由，官府未便干预，但聚会联络，终非学生所当为，各官回堂，明白晓谕，勿酿事端。”③ 由这两个简单报道，我们可以看出清末高官那桐与端方对于言论自由的相对正面看法，以及他们并不讳言支持“自由”的做法。有趣的是，早在1902年，时任湖北巡抚端方却曾向湖北士子出示“简明章程七条”，批评新名词的流行及时人的滥用情况。④稍后端方复留下笑柄：“若端方批某生课卷，谓其文有思想而乏组织，惜用新名词太多，人传为笑。”⑤可以说，当年主动示禁新名词的满洲新贵端方已经无法避免使用如“思想”“组织”等“新名词”，遑论立宪后逐渐成长为朝中“立宪党之首领”的直隶总督，⑥形势逼人，这其实是庚子、辛丑以来清季社会“世变”与“文变”加剧的具体而微表现。 辛丑以后，清廷推行新政，朝野上下竞相趋新，援引新名词成为时髦，上至清廷的上谕、官员的章奏条陈，下到考生的试卷、报刊上的商业广告与社团启事、坊间出版的各类教科书、唱歌集、新的戏曲小说等各种文类之中，均散布着各式各样的新名词。 面对此种情形，一些清廷大员如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曾忧心忡忡，秉持“文以载道”立场的他们认为，“今日时势更兼有文以载政之用，故外国论治、论学，率以言语文字所行之远近，验权力教化所及之广狭。”鉴于“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又喜“剽窃西学”，摭拾“外国一二字样、一二名词”而有“犯上作乱”“摇惑人心”之举，三人担心“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遂在其所起草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明确宣示反对新名词对中国“文体”的“阑入”，“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但其反对依据依然是在其看来更为外来“正宗”的西化与日化的思想资源，依然需要借此对新名词和新学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 近来少年躁妄之徒，凡有妄谈“民权”“自由”种种悖谬者，皆由并不知西学、西政为何事，亦并未多见西书。耳食臆揣，腾为谬说。其病由不讲西国科学而好谈西国政治法律起，盖科学皆有实艺，政法易涉空谈，崇实戒虚，最为防患正俗要领。日本教育名家，持论亦是如此。⑦ 形成悖论的是，这个反对新名词的文件亦不得不援引新名词和外来的新思想资源，其他清廷官员依旧在包括章奏的各种文类中大量使用新名词装饰门面，甚至连充满本土文化优越感坚持“新名词不可用”的清廷大员张之洞亦无法避开这个困扰⑧。像张之洞在“自撰”的《学堂歌》(1904)中也主动使用了诸如中国、德育、体育、卫生、公德、赤道、中央、五大洲、地球、文明、黄种、科学、变迁、思想、国文、权利、自由、民权、革命、遗产等大量新名词，尽管他在使用其中某些词时不乏批评谴责之意。⑨ 到1907年时，曾有御史鉴于“阅各省督抚章奏中多用新名词”，同朝廷尊孔及以经史为学堂必修科目宗旨相背离，遂上折请求禁止官员在奏章中使用新名词，但清廷高官不但无人理会，且还讥笑之，“疏入，政府诸公均非笑之。”⑩包天笑对此也发表评论挖苦道： 张南皮昔日禁人用新名词，而今日章奏中盛用新名词，遂为某御史所参。谓嗣后应不准用新名词，以重国粹。虽然“新名词”新名词也，“国粹”亦新名词也。我知他日必又有一御史以参御史之用新名词矣。(11) 实际上，新名词在清末的大量出现及流行的前提预设即是积贫积弱的中国不如欧美、日本，本土文化不如外来资源、中国必须取法列强这样的认知，如时人的自嘲：“中国积弱至此，安有学？即有学，安敢与外人较优劣？”(12)“文以载政”，那些被译介进来象征“文明”“先进”的新名词自然非常具有吸引力，让很多人包括如那桐、端方那样的有势力和有地位者，都望风而拜，将之作为趋新的符号与自我标榜的旗帜。过犹不及，新名词的普遍流行也引起许多人的担忧，他们从不同角度开始分析批评新名词的泛滥情形及迷恋新名词导致的危害。 二、新名词之批评 今日我们最容易看到的批评新名词的声音来自时论，当时诸多报刊对此都纷纷发表意见，批评这些主要来自日文中的新名词。(13)像上海《申报》即曾多次刊发评论对新名词流行表达反对意见，但其前后表达反对的依据却不太相同。在1905年前反对新名词的论述中，时尚守旧的《申报》因为惧怕隐藏在新名词背后的革命诉求而反对新名词。如其在1902年发表的一篇“社说”批评“今日应试之士”，“平日束书不观，迨届场期，则广搜坊肆怀挟之书，满纸陈言，令人可厌；号为知新者，则又矜奇吊诡，刺取《新民丛报》及近人所译和文诸书中各字面，诩诩自得，号为新奇。”此种做法“嚣张谬戾，不特有乖于学术，抑且有害于人心”，进而该文开始替时任湖北巡抚端方所出“示预”中的“简明章程七条”背书，希望士子引以为戒：“近日文体多歧，如改良、基础、目的、问题、二十世纪、四万万人之类，不可枚举，徒令阅者生厌……若夫革命、流血等说，则词涉悖乱……”警告士子不要用“改良、基础、目的、问题、二十世纪、四万万人等语”，否则不但贻笑大方，还自毁前程。(14)两年多以后，《申报》继续直斥留日学生无知无学，以致于被“革命”等富有激进色彩的新名词诱惑，盲从于外来的新思潮，而忘却其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