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592/j.cnki.scje.341402 JEL分类号：L52，B52，O32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18)01-036-12 一、引言 林毅夫努力推行的新结构经济学在过去的一年里引发了激烈的产业政策之争，这个争论实际上体现在两个层次上：第一个层次，是否需要产业政策?政府应否承担积极的经济功能?第二个层次，政府如何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政府的经济职能界限在哪儿?前一层次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张维迎和林毅夫之间，由此引发了奥地利经济学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之争，涉及了对市场失灵根源的不同看法。不过，尽管这一层次的争论非常激烈，也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但是，中肯而现实的经济学人大致还是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是否需要产业政策是一个伪问题，而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朱富强，2017b)。这样，争论就上升到第二层次：政府究竟应该推行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呢?制定产业政策的合理依据是什么呢?这一争论主要体现在激进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和范式上差异：新结构经济学总体上承袭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而从市场失灵中导出有为政府的积极功能，激进发展经济学则反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而倡导更大力度的产业政策和政府作用(宋磊，2016)。 同时，从学说史看，产业政策的探究首先源自一群历史主义学者或者经济史学家，影响至今的如李斯特的生产力学说、格尔申克隆的替代模式以及熊彼特的创新说。这些学者不是抽象地讨论普世性的产业和经济政策，而是将之立基于一国的历史和现实，从动态角度剖析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内在演进性，从而强调后发国家的政府作为市场的替代力量来推进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发展。显然，这种思维和学说往往容易为民族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同时，为了对抗支配性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民族主义经济学家也积极吸纳激进发展经济学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市场等结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论述，并将之纳入到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这样，发达国家中呈现的激进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争，在时下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此次产业政策之争中就演变成演化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的思维和政策之争；其中，演化经济学赋予政府更为独立的生产性功能，更加注重技术的自主研发(贾根良，2014)。显然，由于演化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说和主张根基于更为不同的思维范式和分析框架，因而似乎更难以调和。那么，这两种学说思潮果真如此对立吗?这里尝试对两者的共性作一学理性挖掘，并致力于契合两者的思维和认知而探索更为周全的产业和科技政策。 二、产业升级的方式之争：技术拉动与资本推动 在当前学术界，围绕产业政策的制定依据所展开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一是重视一国要素禀赋结构而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一是强调技术的内生演化而背离比较优势原则。一般地，前者关注要素结构的变动，尤其重视资本的积累，从而就导向资本推动的产业升级路向；后者则关注技术水平的进步，进而重视科研的开发和投入，从而导向技术拉动的产业升级路向。这两种主张典型地体现在林毅夫与张夏准之间，以张夏准的话作为总结：“毅夫相信国家干预虽然重要，但应该主要是促进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的利用；而我则认为，比较优势虽然重要，却不过是一个基线，一个国家想升级产业，就需要违背比较优势。(林毅夫，2014)”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这两种产业政策之争呢?这里围绕林毅夫与张夏准等人的认知差异及其内在逻辑作一比较性分析。 一般地，林毅夫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产业政策的制定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产业结构的选择、转换和升级都应该根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相应地，政府的作用就在于，确保产业能够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变动而升级，进而通过完善软硬基础设施来帮助企业培育和提升自生能力。同时，新结构经济学还认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动主要体现为资本-劳动比的变化，而资本-劳动比变化又源于从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中所获取的产品剩余和资本积累；因此，它强调资本积累在产业升级和发展的根本性作用，从而主张资本推动的产业升级。与此不同，张夏准等人则指出，各国的比较优势根本上体现了在技术开发和利用上的不同能力，技术水平将会改变要素禀赋的相对价格，进而导致一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背离；同时，资本的异质性和技术的自我发展性，使得发展中国家要获得较高的技术能力，就需要进行技术的研发和投入。正因如此，张夏准等人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不应该固守其要素禀赋结构，而应该通过技术革新来建立和保护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获取最大收益，从而主张技术拉动的产业升级。 我们如何理解两者的差异呢?其实，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潜含了这样的假设前提：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个资本密集度从低到高的技术和产业谱系的给定存在，以致以引进为主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不断进行，根本性的障碍在于资本的稀缺。同时，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还预示了这样的现实依据：发展中国家自身投资技术研发不仅成功率很低，而且商业化率更低，而学习、模仿和购买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要比自己投资研究和开发更有效。为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大多数产业(主要是林毅夫界定的追赶型产业)上都只需要对既有技术进行选择和应用，而不应该在技术上花费太多成本进行自主创新。在林毅夫看来，技术模仿具有后发优势，许多技术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进而，即使是发达国家刚发明的新技术，购买专利的成本往往只有开发成本的1/3左右，况且所购买的技术往往也是被证明成功的和有商业价值的技术。确实，在过去数百年里，由于技术层次较低级，技术进步也较缓慢，因而发展中国家往往有足够的能力和时间来模仿、学习和消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再凭借自身在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而实现产业竞争优势的超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