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8)02-0005-14 日本的历史编纂学虽远不及中国历史编纂学源远流长，但最晚在相当于中国唐代时期开始，历史记载就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可观的本土历史编纂传统，并时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传统与整个日本社会一样，在19世纪后期急剧转变。依照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的说法，日本“比亚洲其他国家早一代人”完成了取代传统形式历史研究的现代历史学建构，并借助发达的大学体制和组织水平很高的图书馆、档案馆，大量依据“西方的研究标准和西方的研究方法”的历史著作，以及西方历史文献的大量翻译，达到了“在研究上能与西方并驾齐驱”的水平。①全面评价巴勒克拉夫的观点不是本文的目标，这里借用他的话表示，日本现代历史学就基本性质而言是一种模仿西方历史学的建构——亚洲各国的现代历史学程度不同地具有这样的色彩，而日本被普遍认为是其中的捷足先登者。模仿西方建构的日本现代历史编纂学与模仿现代西方建构的后发展社会相类，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形似多于神似。所谓形似，主要指日本史学的所谓现代转变，一般被认为以德国兰克学派历史研究者里斯(Ludwig Riess)到日本讲授历史学为标志，兰克学派所体现的历史学实证研究方法很快成为日本大学体系的主导方法，“实证主义”也从此成为日本职业历史学研究的主流。所谓神似未及形似，则是指西方现代历史学研究方法植根于历史哲学中，历史编纂学的具体工作方法以及历史观念，处于历史哲学不断的评析审视之下，故而西方历史编纂学能够不断实现自我反省，持续出新，而日本的历史哲学缺乏独到之处，其历史编纂学也不具备与西方同样深刻的反省能力。②在这种情况下，在思维深层对历史编纂学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其实是各种各样的观念，即通常所说的历史观。历史观与历史哲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但真正的历史哲学作为一种学术，必须通过严格的逻辑方式展开并接受逻辑拷问，具有理论彻底性；历史观则可能并不具有同样的逻辑严格性，可能渗透、弥漫在其他多种方式呈现并且通常有更直接现实参与性的言论、著述甚至行为中，容纳更多的价值介入，并且难以用逻辑方式加以检验。一种历史哲学必定表达一种历史观；一种历史观却未必表达一种历史哲学。通过西方历史哲学可以相当透彻地了解西方历史编纂学；通过历史哲学却难以透彻了解日本的历史编纂学。因此，要了解日本现代历史编纂学的整体演变历程，需要对与其伴生的历史观做出梳理。一旦尝试这样做，立即可以发现，现代日本的历史观极其复杂，超过亚洲所有其他国家，如果试图在一篇文章中将各种历史观的历史与逻辑关系联通以构成一个统一的谱系，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分别梳理，然后对其间可能存在的关联、共性、纠结做力所能及的分析。 一、亚洲主义 亚洲现代历史学是在欧洲势力东来和亚洲各国兴起各种形式的图强自救运动和思想学术变革的背景下逐渐展开的。这一宏观历史背景，在19世纪末以后一个多世纪亚洲史学的演变中，始终发生作用。其中，亚洲主义就是一个形成较早而至今活跃的思想潮流。要理解日本史学纠结演变的复杂性，需要看到亚洲主义的影响。 日本推行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提出“脱亚论”，主张与中国文化代表的古代社会传统切割，拥抱西方文化，实行社会改革，跻身“开化”民族行列，这成为日本现代化变革的巨大思想推动因素。这一论断竭力肯定西方文化、制度的优越性，主张脱亚入欧，但内里同时包含由日本重新凝聚亚洲各国，与西方抗衡的意识。随着日本国势强盛，而中国等周边国家日形敝败，由日本整合亚洲与西方抗衡的思想日趋显明，到19世纪70年代，“征韩”“征台”主张都在日本流行。甲午战争前后，亚洲主义成为日本社会一种重要思潮的时候，其主张差异纷繁，但皆笼罩在日本扩张倾向的总体社会氛围之中。其中，有的以民权合理性与伸张为原点，主张亚洲各国团结“兴亚”，在对抗欧洲殖民主义过程中实现各自平等的现代发展；有的以日本自身的国权、国势伸张为原点，强调惟日本有资格主导亚洲之兴起，日本代表东洋文明，主张日本侵略其他国家以整合亚洲，与欧洲列强争锋于世界。“中日提携”“兴亚”“与西方列强争衡”，强调亚洲区域文化自我，是所有亚洲主义的共同要素。③因为亚洲主义兴起时代的亚洲国家中只有日本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亚洲主义的所有表述形态背后其实都含着日本主导亚洲的逻辑。大致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膨胀，为日本亚洲扩张战略铺垫的“战略亚洲主义”占据压倒性优势。其中，樽井藤吉(又名森本藤吉)在《大东合邦论》中主张，面对欧洲列强对亚洲的渗透和侵略，日本应当与中国“合纵”并与朝鲜“合邦”，建成“大东”国，以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三国一体化。④冈仓天心著有《东洋的理想》，主张亚洲是一个整体，而“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而且远在博物馆之上”。⑤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设计了逐步实现大亚细亚主义的步骤，其中包括使中国抛弃西藏、外蒙古等“外藩部”，“满洲、内蒙古按照这一基准都应该除外”，保全中国内地，使剩余的中国与日本“辐车相倚”，实际上成为日本的附属国。⑥孙中山、李大钊也曾谈论亚洲主义，孙中山初以为亚洲主义可以成为亚洲各国实现各自独立、平等发展的思想旗帜，但不久就看到日本政府的亚洲主义实质上是“大日本主义”，转而开始对日本亚洲主义进行批评；李大钊谈论“大亚细亚主义”时，也对日本亚洲主义的侵略内涵做了多方面批评。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