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71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8)02-0139-15 教宗利奥十三世(1878年-1903年在职)反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以及他的社会改革倾向，对世界各地天主教会在社会经济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有很大影响。他就资本主义问题发布的《劳工通谕》出版于1891年，比《共产党宣言》晚了40多年，他在通谕中提出的立场也要保守得多，主要涉及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到的“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没有涉及在根本上改变私有制的问题。① 在整个美国社会内部以及在美国天主教徒中间原本就存在强大的反改革保守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劳工通谕》等教宗社会问题文件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在肯定甚至推动社会改良的同时阻遏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与美国天主教会建立联盟，使得天主教会内部比较激进的改革派在借鉴社会主义这一思想资源的时候十分困难，不得不小心翼翼。尽管如此，他们在阐释利奥的改革观点的时候，不可能不受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他们实际上不得不承认，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家必须出面进行经济调控和实施社会福利保障，教会在传统上认可的私有权不能是一种绝对和自私的个人主义私有权。他们中间的激进派甚至还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合理性以及正当性的思想资源和社会运动。正是因为这些改革家复杂的思想源流和多元多样的社会改良建议，他们的社会思想对21世纪的人们不仅依然有魅力，可能还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教宗《劳工通谕》的保守与激进 与1878年反社会主义通谕相比，1891年《劳工通谕》对社会主义的批评重心有所转移，其主要内容在于捍卫私有权和质疑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②但是该通谕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弊端，还提出一些在制度上改革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提议，与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有微妙的相通之处。不过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提及19世纪天主教会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即教会并不赞成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人道主义者一般都认同的平等观。 在最根本的层面，正如法国哲学家马里坦所分析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以自私为特征的个人主义是罗马天主教传统难以接受的。他将个人主义的起源归结到路德、笛卡尔和卢梭，认为他们分别在神学、科学和道德三个方面将单个人由社会关系中切割出来，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形成做了思想和文化的准备。马里坦承认，基督教的社会理想包括对人世间现状的改良。但是他的理解与卢梭的曲解不同，因为后者认为在尘世就可以单凭人的力量造就天国，将人自己偶像化和神化，否定个人服从社会公益的必要性。③对天主教社会思想基础的这一阐释对理解教宗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通谕非常关键，有助于我们明白，天主教会为何保持着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态度。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17和18世纪教会忙于应对来自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对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反应迟钝。要到利奥十三世任职的时候教会才对现代经济问题有了系统的回应。④ 利奥十三世1878年的反社会主义通谕在最后几节涉及了教会对资本主义问题的批评，但是完全没有制度性的改革思路。该通谕的整个思路是以维护私有财产合法性(不等于是资本主义合法性)为核心来组织的。不过利奥已经注意到，劳工处境的改善需要依靠手工业者和工人自己的协会和组织。这样的视野与后来的《劳工通谕》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⑤ 由其文本来看，1891年的《劳工通谕》很清楚反映出教宗利奥对19世纪后半期欧洲格局的焦虑心情。他既担忧资本主义弊端的严重负面影响，也害怕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对劳工阶层的鼓动力量。在教宗看来，资本主义不仅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而且让劳苦大众陷入几乎和奴隶制等同的悲惨境地：“工人阶级是被孤立无援的交付与铁石心肠的雇主和贪得无厌的竞争了。”利奥完全不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复杂性的阐释。教宗在为私有权辩护的时候，更多强调的是劳工个人以及农民和小资产者的财产权，而立即剥夺一切私有的财产，包括剥夺小农的财产，其实是巴枯宁派的纲领，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当时计划在西欧实施的主张，而且正如恩格斯所认可的，社会主义政党应该关心小农，帮助他们组织现代化的生产，帮助他们适应新的市场和农业技术的要求。⑥ 利奥十三世认为社会主义者主张公有制，进而轻视婚姻家庭和家庭财产所有权。这一看法出自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的误读。恩格斯强调的是在消除阶级和不平等的情况下，夫妻之间的婚姻将建立在单纯爱情的基础上，而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婚姻关系究竟如何，人们唯一清楚的是，这只能“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实际情况不是像利奥所说的，“社会主义者把家庭丢在一边，而主张国家的权力”。此外，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是未来才可能实现的、私有财产业已消失的历史发展阶段。他从来没有武断地就未来婚姻模式提出刚性的结论，而是借助引用摩尔根的话来说明，那是“不能预言”的。⑦ 由于无政府主义，即教宗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在欧洲，尤其在意大利、西班牙等最重要的天主教国家，对教会形成了很大的威胁，教宗在其社会通谕里面急迫地反驳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观点，捍卫私有财产权。这一激烈的反社会主义立场同时也迎合了资产阶级当中与教会亲善的温和派的需要，后者此时开始利用他们掌握的政权大肆镇压社会主义者。⑧ 在作为通谕主体的第二部分(第13-36节)，利奥讨论了劳资关系和建立和谐劳资关系的办法，批评了野蛮和放任的资本主义。他首先触及的问题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良好关系(第13-24节)，然后论及了国家应该在这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第25-36节)。教宗对社会主义的拒绝和对私有制合法性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出自他对启蒙运动平等观念的否定。19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主流立场是，天主面前的人人平等并不导致社会关系中无差别的人人平等：差别、等级和阶级的存在是合理的，劳苦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劳工状况的改善、阶级之间的合作需要在这一前提下来谋求。⑨这层意思通常被看作是整个通谕中最保守的部分，因为似乎道德说教在这里被教宗当作了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