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都会呈现出自身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人民群众对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并不熟悉，绝大多数人认为，文本文献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就是，从经典作家的文本和文献中感知经典作家的真实思想。这种理解，极大地遮蔽了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意义和价值。因为，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经典作家的文本和文献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服务，而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初思想的还原。当然，还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初思想也是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任务之一。纵观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著作，我们认为，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研究视域之上。 一、文本的视域特点 所谓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文本视域，即是指以文本为依据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本是经典作家理论和思想的物质载体，亦可理解为典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场和出场的载体。文本或典籍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典籍所蕴含的思想是理论研究和创新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理论创新的深化，人们必然会越来越重视典籍考订和文本研究。典籍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也是与西方抢夺马克思主义著作话语权的主要阵地，牵涉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很多，比如，《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很好地记载和表达了经典作家们的理论观点。所以，研究者只有着眼于经典作家的文本的研读，并在此基础上，对经典文本中理论和思想发生、发展、完成的整个过程加以理解和把握，才可能深刻理解并正确阐释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从文本的视域出发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理解和阐释的内在要求。由此可见，中国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进程，抢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话语权，文本视域的文本文献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定意义上理解、抢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话语权，就是要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中国化”。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中国化，引进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是最为基础的工作，即只有在此文本基础上，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和正确性。“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起，就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事业。针对王明等人所犯的以‘洋教条’误导工农干部和革命大众的教条主义错误，1938年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设立专门的翻译部组织翻译马恩经典著作；1949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俄文翻译局，主要翻译俄文的经典文献；195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正式成立，开始系统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改革开放新时代，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编译和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②。这即是说，经过无数人长期的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翻译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即一跃成为世界上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二版各4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列宁全集》(第一版39卷、第二版60卷)、《马列主义文库》(21种)、《列宁选集》(第一、二、三版各4卷)等。如此丰富、全面的著作翻译文本，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深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基础。 从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学术成果角度看，许多著作都体现了以文本为视域的特点。由孙伯鍨、侯惠勤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上卷)中以《资本论》文本为依据，分析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科学方法论(主要见于第六章、第七章)。在该书中，作者着重分析了《资本论》创作的过程以及文本的结构，以此来阐发《资本论》的主题和思想。比如，作者认为，“《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形成，使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写作计划有所缩小：不再专门写作六册计划中的后三册(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而第二和第三册(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并入了第一册(资本)。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一般’的研究范围却得到扩展，不仅地租和工资问题被包容进去，而且原定为第一册后第三篇的内容‘竞争’、‘信用制度’和‘股份资本’也被囊括进‘资本一般’的框架结构中去了，甚至原定最后三册的有关内容，在《资本论》中也往往随时随地得到探讨”。③《资本论》最后形成的四卷结构，完整地表达了其理论和思想，使得其经济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这即是说，对《资本论》文本结构的分析，既有利于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的梳理和把握，更有利于对马克思思想和理论的理解与阐释，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并不仅仅局限于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此来说明该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构和发展，还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他不但研究了以‘集中地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为主要特征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且研究了法律观念、政治观念、宗教、艺术、哲学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④，作者从《资本论》文本出发，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文本结构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从而使得马克思理论和思想的分析有理有据，论证严明，逻辑清晰。不仅如此，作者还从文本的内容方面进行了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整理和总结出《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历史过程的理论，并以相关文本的研究为线索，勾勒出其思想、理论形成、发展和最终确立的过程。如此研究成果，为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由此可见，准确和真实把握经典作家的思想和理论，对其经典文本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索是不容回避的。当然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一的文本，应当将不同的文本相结合进行研究，对不同时期的文本进行考察，厘清其内在关联，深度把握“整体马克思”，这是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