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8)01-0069-10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列斐伏尔是一位奠基性人物。他是许多新学科的发现者，比如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开拓者。霍布斯鲍姆在20世纪60-70年代写的一系列文章，就曾指出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两位重要人物是比较关注和重视实践问题的思想家：一位是葛兰西，另一位就是列斐伏尔，他们尤其注重世界具体政治实践的社会特殊环境[1]。在中国，列斐伏尔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人所熟悉的是那位日常生活哲学家的列斐伏尔，而中国人最需要了解，但长时间不理解的是“未定型”的(可能的)、“都市现代性思想家”[2]的列斐伏尔，这二者之间存在二重性的张力。用列斐伏尔思想研究界的权威法国学者米歇尔·特雷比希(Michel Trebitsch)的话来说，即“广为人知却罕为人解”[3]。中国人最熟悉的列斐伏尔思想就是日常生活哲学，这是因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日常生活世界，其文化积淀之中包含根深蒂固的关注生活的基因，中国哲学天生就是生活本体论。但是对于新生的都市社会、消费社会而言，列斐伏尔的诸种论述，由于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差异和错位，实际上并未真正被人理解。 一、跟踪国际研究并基于中国国情变化的列斐伏尔研究 在中国，列斐伏尔研究之所以迟迟不能开展，既有文本研究方法与语言障碍的问题，也有外在宏观的思想氛围问题。总体来说，列斐伏尔本人的思想发展有着鲜明的时代性与阶段性。这就是从早期的比较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到中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再到晚年的具有后现代色彩的都市批判理论家。西方对列斐伏尔的接受研究与运用，则既有时代性又有区域性、国别性区别。大体上说，欧洲大陆对他的接受集中在其生前，尤其是其事业著作高峰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把他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与社会批判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看待。而英语世界对他的接受，则集中在他逝世之后最近这些年，且主要将其作为城市理论家与地理学家来看待。从著名的现代性日常生活批判哲学家到后现代的都市社会空间批判理论家与节奏分析思想家，这既是列斐伏尔一生哲学思想发展的主线，也是西方学界对其思想研究重点转变的基本轨迹。这种转变，一方面反映了左派社会批判哲学理论在西方的艰难曲折处境；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始终关注现代社会生活与现实历史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巨大的、潜在的生命力。中国对列斐伏尔的接受，则既有基本上跟随西方主流评价的特点，也有基于我国时代国情的创新理解。 1.“走向新浪漫主义”的美学家、文化马克思主义者。20世纪50-60年代，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中的“走向新浪漫主义”的美学家，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中国学界对列斐伏尔思想的“最早”印象与评价。这方面国内的重要研究著作有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4]，陆扬等人合著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英法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5]等。他们认为，列斐伏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是他在1957年发表的“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一文。该文发现了一种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浪漫主义美学，它可以摆脱马克思主义教条危机，重振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精神力量。而《美学概论》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经典文本[4]184-191。除此之外，列斐伏尔的《狄德罗论》《缪塞论》《拉伯雷论》《日常生活批判》《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等著作以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为理论基础，确立了以“总体人”思想为指导的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美学批判道路[5]76-80。以上的判断应该说是准确的，但基本集中在列斐伏尔前期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关系最为密切时期的思想，不但有专业上的严格限定，而且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2.“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列斐伏尔主要是作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与萨特、梅洛-庞蒂、马尔库塞等人并列。这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一种看法。在此过程中，马克·波斯特、佩里·安德森、徐崇温先生的著作观点产生了决定性影响[6][7][8][9]。应当说，这个结论并不为错，但主要适用于列斐伏尔前期思想，并且是主要参看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的观点，仅以此来评价列斐伏尔，显然不够全面。 李青宜教授是国内较早的、一度专门研究过列斐伏尔的学者。他把列斐伏尔一生的思想发展，概括为“异化批判—日常生活批判—现代国家批判”这三个主题，还是有相当深刻的启发意义的。他用“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与创始人(与萨特并列)”这样的术语，来评价列斐伏尔的思想性质与历史地位[10]。而徐崇温先生则认为，“在列斐伏尔的种种理论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他的异化理论。”[7]389-390由俞吾金、陈学明两位教授合著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一书[11]对列斐伏尔的判断与以上看法完全一致。在此期间，列斐伏尔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关于社会主义的异化思想得到翻译与介绍，例如，陆梅林、程代熙编选的《异化问题》便收入其《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的部分内容。出于政治上“异化批判”这个学术天条禁律的限制，列斐伏尔批判国家异化、政治异化在当时是一个反面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