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8)04-0108-19 在古希腊文明历史悠久而色彩斑斓的发展、演变进程中，城邦体制下的古典时代(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由远及近地萌发于爱琴文明(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12世纪)、荷马时代(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9世纪)、古风时代(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显然是代表了其间“沸点”意义上的巅峰境地，并且因而也逐渐成长为偌大地中海世界中最为灿烂辉煌的瑰丽奇葩。事实上，古典奴隶制社会历史条件下，希腊文明基于人本理性所特有的“多元”“精深”与“先进”，乃至在人类古代文明史舞台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大约始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及其以降，马其顿人先是自北向南侵袭巴尔干希腊，更由于随后联袂希腊人自西向东地征服波斯帝国，不仅有效地改善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不断暴露并一定程度上已有所缓解的城邦体制危机，即为区域间经济社会进一步繁荣提供优于“小国寡民”的上层建筑支持，并且因而也为希腊文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而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特别是在疆域广袤、族群众多背景下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更为便利的交融条件。 毋庸置疑，基于特定时间与空间维度互为表里、交相辉映，养育而成的所谓“希腊化文化”，其社会历史内涵与外延如此纷繁复杂，以至于当仁不让地据有极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突出表现为，纵向上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了“古往今来”的传统遗产，横向上则集大成地汇聚与综合了“四面八方”的文化成果。在此意义上，希腊古典时代地中海世界的文明积淀，经由全面、系统的回顾、总结与改造、升级，形成了独具时代内涵与区域特色的“希腊化文化”，“融合”自然是其间首要而共享的特性。不唯如此，更先后分别凭借相应的政治—军事优势(主要表现为亚历山大与罗马对外扩张)，在包括黑海、意大利、近东乃至中亚等广大区域予以推广传播。在一系列累累硕果中，罗马人、犹太人经由“希腊化”而得以“浴火重生”，可谓是典型实例与杰出代表。 有鉴于上，围绕“希腊化文化”何谓及其如何可能，其中的史学文化则兼具“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双重内涵：不仅是为深入理解这一“百花园”性质兼顾了时代—地域的文化的极其特殊而重要的方面、内容，当然因而也为相关探究提供了极其特殊而重要的视角、立场。 显而易见，论及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Times，约公元前334年—公元前30年)的历史写作，学界往往言必称波利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18年)：作为“古代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①，其40卷本《历史》代表了西方古典史学理性思维所及的广度和深度。但较之波氏史学，“希腊化时代早期”撰史实践同样异彩纷呈，并具有鲜明、复杂的社会历史内涵与外延，某种意义上甚或更值得探讨。 在所有希腊化时代史学家群体中，西西里岛陶洛米尼姆人提麦乌斯(Timaeus of Tauromenium，约公元前345年—公元前250年)无疑是争议最大且备受诟病的一位特殊人物：“提麦乌斯自己浑然不觉——在波利比阿《历史》卷12中他正遭到驳斥。”②希腊化时代史学成就最高者公然质疑提麦乌斯，足见其在当时编史领域他人难以匹敌的地位和影响：“不知为什么，他却竟能作为领军人物而享有盛誉。”波利比阿史评源于嫉恨这位前辈“如此广受认可而功成名就”并“说服乐于推崇他的人”，深意却是旨在系统阐述有关历史写作的基本思想：“我将要整体全面地探讨提麦乌斯与其史著(40卷本《历史》或译“西西里史”，以下统称“西西里史”——引者注)，以及躬身于历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铁肩大任。”③作为《历史》中唯一整章涉及并可独立成文的史学专论，该卷深刻折射了以提麦乌斯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希腊化时代希腊世界史学主流性的貌样特征。实际上，相关批判性论述贯穿了《历史》全书通篇。鉴于提氏以及同样遭到抨击的其他人等的史著严重散佚，波氏史评作为屈指可数的有力旁证和解读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希腊后城邦时代”撰史实践的“离经叛道”，甚或西方古典史学的整体发展动向。 关于本文总的研究理路，大体上或可概述如下：基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者的相辅相成而相得益彰，尝试尽可能多地兼顾到相关时段—区间的希腊—罗马历史、古典史学文化以及史家群体个案。在“点—线—面”层层推进而渐次深入展开的意义上，结合此三者彼此间复杂而紧密的内在历史—逻辑关联，主要围绕“写什么”“怎样写”与“为什么写”等核心命题，尝试在不同层次、形态上进行探究。 一 历史解释：从事件史到人物史 关于《历史》(或译“希波战争史”)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撰述旨趣，分别身为“西方(文化)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④与“西方政治史之父”的修昔底德⑤已经开宗明义地强调指出了。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古典希腊史家关注值得记忆的重大事迹并试图阐释其原因，二是他们笔下的叙事主角往往宽泛而抽象。希罗多德笔下人物多为“希腊人和异邦人”组成的“人类”等复数形式(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58个民族之多)，修昔底德专注于“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组成的“几乎整个人类”。通过解释事件联系而理解人类行为，他们意在表达城邦体制下希腊世界共同体的普遍性利益诉求。如希波战争巩固了希腊人的自由独立，激发了共同的民族自豪感。希罗多德坚持从人类学与政治学角度阐释，包括希腊、波斯(含埃及)诸族社会文化与政治体制差异等。深谙军政实务的修昔底德更是洞若观火于希腊政治，意识到个人作用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器中往往无足轻重。典型实例是，尼西阿斯等根本无力为“希腊历史中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结局承担责任。即使是深谋远虑的伯里克利，也无法准确预料瞬息万变的战事变幻(雅典瘟疫、既定国策遭到废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