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在城市:19世纪美国城市问题探源

作 者:

作者简介:
原祖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四川 成都 610064

原文出处: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19世纪美国的城市化,改变了人们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重新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来自不同族群、不同环境的新老移民在城市相遇,制造出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对旧秩序构成挑战;另一方面,迅速增加的社会财富,冲击着建国后形成的相对简单的市政管理系统,让很多城市成为贪污腐败的温床。这些矛盾和问题很多是人类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但在19世纪的美国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除了制度上的原因之外,种族与阶级界限的经常重合也是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根源之一。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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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建国之初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根据1790年的联邦统计,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仅占全部人口的5.10%;全国只有8个城市人口超过8000人,其中人口最多的费城是43000人,其次是纽约,人口达到33131人。而根据1900年的统计,城市人口已经达到全部人口的39.75%。①从1860年到1910年的半个世纪,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各地成长起来,城市人口在这半个多世纪增长了近7倍,5万人以上的城市从16个增加到109个,其中25万人以上的城市达到11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口成了城市居民,中西部的城市发展尤其迅猛,芝加哥仅1880年到1890年十年间人口就翻了一番,同一时期明尼苏达州的双城(明尼阿波利斯与圣保罗)人口翻了3倍,其他如底特律、密尔沃基、哥伦布和克利夫兰的人口增长率达到60%和80%不等。②

       现代城市的崛起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路径,也是现代化最为自豪的成果之一。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很多人会把城市跟现代等同起来,因为城市是现代化的窗口,集中展示了现代化的各种面相。如同领跑现代化的英、法等欧洲各国一样,19世纪美国工业化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最明显变化就是城市化。英国城市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戴欧斯(Harold James Dyos)指出:“19世纪城市的发展,不仅标志着一个能够感受到很多现代性的渴望与期待的新时代的开始,而且也是一个从此以统一的全球化形式观察的过程的肇端。从那时起,世界的城市化第一次汇聚起声势,形成人类可被感知的当代历史模式。”③城市化改变了人类维持了几千年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和生活环境,也重新塑造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现代城市对民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既有光鲜亮丽的建筑、街道和商业橱窗,又有各种工作、生活上的方便设施。然而,工业城市在激发了人们无穷希望的同时,也让很多人感到不安和恐惧。哲学家乔赛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将城市描述为国家的“风暴中心”,“奢侈汇集而来——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炫目、诱人”。而另一方面,这里也有“令人绝望的饥饿”。④城市汇集了来自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各个阶级的居民,因此也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聚集地。诚如已故美国历史学家保罗·博耶(Paul Boyer)所指出的,“工业化、移民、家庭分裂、宗教变化以及阶级划分的深化带来的惧怕,都聚焦在成长中的城市身上。社会思想家、改革家、慈善家以及其他担当和行为本来互不相干的人,却经常因为他们对城市的共同关注而联系在一起,更具体地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那就是如何控制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的行为”⑤。快速成长的美国城市所暴露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原来生活在乡村的农业人口如何适应城市生活;新移民与原来居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城市中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腐败、犯罪的滋生,等等。

       一、老邻居与新邻居

       在美国踏上工业化道路之前,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人们居住的社区都是比较紧密、稳定和平等的。这种传统始于殖民地时期简单朴素的生活环境。直到18世纪末,东部沿海城市中的居民大多属于英裔美国人,无论是商人、工匠、牧师、律师,还是普通劳工,都选择离他们工作地点较近的地方居住,因此,一条街上可能住着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邻居们。已经是美誉远播声望卓著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的近邻们就包括一位商人、一位制桶工和一位管道工。⑥人们喜欢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稳定的生活本身就能带来幸福感。然而,建国以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内战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令人目不暇接的社会变化,将大多数美国人抛进充满陌生与不安的环境中。

       有学者注意到,在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在扩大的同时,城市中的各种工商业单位也在膨胀与分解,小作坊变成大工厂,合伙制(partnership)演变为公司制(corporation),商业交易、信贷、销售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过去国家的经济条件、城市市场和商业组织都非常稳定,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节奏都可以长期保持按部就班,变化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然而,“从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开始,交通运输和科学技术一个接一个的急速变化打破了过去的稳定,带来城市体系数次近乎全面的重组。新的国民经济、新的市场、新的商业、新的城市以及新的城市结构从这些发明中繁殖出来”⑦。

       直到19世纪40年代,涌进城市的居民大多来自美国农村。从40年代以后,欧洲移民开始大批抵达东海岸的港口城市,在美国开始他们的新生活。内战前后到来的北欧和西欧移民中,来自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移民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他们大多选择离开拥挤的港口城市深入到内地创业,而很多被饥荒打击得一文不名的爱尔兰裔移民,则只能选择蜗居在大城市里。1821-1850年间有四百多万爱尔兰人移民美国,其中三分之一的爱尔兰移民生活在当时的15个较大的城市中,包括13.4万人生活在纽约,7.2万人在费城,3.5万人在波士顿。⑧

       新移民的到来加剧了19世纪上半叶已经逐步显现的贫富分化,财富越来越聚集到少数人手中,这种状况在城市中更为明显。“因为美国人相信,收益属于那些为它们工作的人”,有钱人在致富热潮中占尽优势,而工人则步步失利。商人、经纪人、律师、银行家、制造商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城市财富,他们离开原来的街道,搬进坐落于富人区的宽敞住宅,而穷人则不得不租赁价格便宜的简陋住房,并且因为要经常搬迁,互相之间也缺乏照应,在城市中的生活就更加艰难。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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