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服务业的飞速发展，物流服务供应链作为一种新型的供应链模式，顺应了以服务经济为导向的市场转变方式，是实现物流产业资源整合和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其基本结构是：物流服务提供商→物流服务集成商→物流客户[1]。其中，集成商作为物流服务供应链中的核心成员，通过制定合理的契约来激励服务提供商，整合物流服务提供商的物流能力，向客户提供集成化、个性化的高质量物流服务，实现供应链的整体利益最大化。 契约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集成商对服务提供商的激励效果。目前物流服务领域主流契约主要有收益共享契约和锦标赛契约，但两种契约体现了不同的分成思想，激励效果存在差异，侧重各不相同。 收益共享契约要求契约的各方按一定的比例从总收入中获得收益，不论产出如何，双方都按固定比例进行分成，体现了一种“合作共赢”的理念。Zhong Yao等认为收益共享契约可以弥补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中的无效率，较好地解决供应链的协调问题[2]。谢家平等认为逆向收益共享契约利于闭环供应链的总体协调[3]。但该契约的有效性存在争议，Cachon和Lariviere分析了基于收益共享契约的供应链协调机制，并指出了在需求由零售商努力决定时收益共享契约不能实现供应链协调[4]。周茂森和但斌认为在竞争环境下存在规模经济的集团采购供应链协调问题中，收益共享契约只能在部分情形下协调供应链[5]。 锦标赛契约是根据参与人的不同产出而进行收益分配，即多劳多得，这加剧了参与人之间的竞争程度，形成了“优胜劣汰”的局面。这种契约模式可以杜绝“搭便车”的行为[6]，并且可以适用于存在多代理人且代理人之间为竞争关系的委托代理环境中。但这一类契约的应用较少，有效性同样存在争议，刘新民等认为这种契约会造成拆台行为，且这种行为与努力程度是同升同降的关系[7]。 虽然对契约理论的研究已经逐渐深化，但现有研究更多集中于产品供应链的相关问题[8-11]。与产品供应链不同，物流服务供应链中，集成商与多个服务提供商均参与到服务产出中，且双方同时存在道德风险。因此，产品供应链的相应研究结论无法直接用于物流服务供应链领域。本文以物流服务供应链中集成商与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作为契约设计的切入点，利用委托代理理论，综合考虑了物流服务供应链中的多代理人问题和双向道德风险问题，根据物流服务供应链中不同的契约形式，分别构建了收益共享契约与锦标赛契约的委托代理模型，深入研究两种契约对协调效果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可为今后物流服务供应链行业在进行契约选择时提供理论依据。 1 模型假设 (1)假设集成商为委托人，服务提供商为代理人，集成商为风险中性，服务提供商为风险规避[12]。在物流服务供应链中，综合服务产出需要委托代理双方共同参与[13]，但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均为不可观测变量，从而引发了双向道德风险，假设委托人努力水平为x，代理人努力水平为y。 (2)努力须投入成本，成本函数与努力水平有关，根据张维迎[14]的经典假设，集成商与服务提供商的成本函数可以分别表示成，
。此处，c为常数，表示集成商或服务提供商的成本系数，并在不影响模型基本结论的前提下，假设相同。 (3)假设供应链中存在两个竞争关系的代理人，根据Gupta S等人的研究[15]，我们假设代理人服务产出的函数形式为：
。该函数表示，服务提供商(代理人)的产出(
)除与自身努力程度(
)有关以外，还与其他代理人的努力程度(
)有关。式中k为代理人努力对产出的转化系数，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服务提供商的能力水平。b为代理人的收益转移系数，具有反映竞争程度的作用。ε是服从N(0，
)正态分布的扰动项，表示市场随机因素。同理，另一代理人的服务产出函数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