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时代的纵深发展，表现最为活跃的当属经济领域，而近年来如火如荼的分享经济，更是将网络新经济推向了风口浪尖。2016年3月，分享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富裕起来”，同时提出“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随后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促进‘互联网+’新业态创新，鼓励搭建资源开放共享平台，探索建立国家信息经济试点示范区，积极发展分享经济。”这更加促进了分享经济的崛起与盛行，同时，由于分享经济的相关理念与青年群体具有高度亲和性，因而又表现出与其他经济形式不同的新鲜活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尝试从社会学视角回答：分享经济对于青年群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了他们的工作、生活及其认知?在主体践行与参与体验的过程中，青年如何推动分享经济走向未来? 一、问题提出 根据王宁的定义，“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而盛行起来的，是一种借助互联网平台的中介作用，通过营利或公益的形式而实现的提高闲置资源的社会利用率或减少潜在的资源闲置率的一种具有广泛的社会准入性的资源循环使用模式”[1]。从形式上来说，分享经济包含对等市场(peer-to-peer market places)、礼品经济、共同对等生产方式(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团结经济/民主财富(solidarity economy/democratic weatlth)、协同消费、P2P借贷、众筹、车辆共乘等多种类别[2]。具有四种基本的商业范式：C2C(个人对个人)、C2B(个人对企业)、B2B(企业对企业)、B2C(企业对个人)，它们都有明显的互联网基因，强调所有供需者人人参与直接交易[3]。可见，分享经济基于互联网技术而包罗甚广，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精神世界，一切皆可分享。而对于青年群体来说，分享经济所强调的闲置资源、共享平台和人人参与[4]，丰富多样的参与形式，多领域猎奇的风格特征等，与他们的群体特征又有较强的亲和性。同时，相对于其他群体，青年最先最快地掌握了移动互联技术，通过使用这些工具，他们看到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都要大得多[5]，这为他们进入分享经济提供了方便条件。 从我国网民的人口分布情况来看，青年群体确实是分享经济的主要参与人群。根据《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5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6年年底的95.1％提升至96.3％。网民仍以10～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72.1％：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29.7％[6]。根据《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融资规模约1710亿元，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人，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6000万人[7]。面对如此规模的受众群体，国内近来涌现的分享项目也愈加五花八门，相对比较成熟的有：为城市出行提供方便的共享单车(如ofo、摩拜等)、共享汽车(如Zipcar)；为各种境内游、境外游解决住宿问题的共享房屋(如airbnb)；为有认知升级需求的用户提供的知识技能分享(如“知乎”)。最新出现的，如共享充电宝、共享KTV、共享按摩椅、共享卫生间、共享雨伞、共享衣橱、共享睡眠舱，甚至共享女友……这其中亦是鱼龙混杂，有的确实具备划时代意义，基于移动互联网对空间和时间的重塑，达成了对闲置资源的盘活流转；而有的只是“新瓶装旧酒”——披着分享经济外衣的传统租赁，甚至是“低俗活动扰乱社会治安”(共享女友项目被叫停的原因)。 分享一切的网络新经济刷新了青年的网络生活，他们被一轮又一轮的分享项目吸引，并参与其中、乐此不疲。更重要地，很多分享项目的创业者也是年轻人，他们导演并策划了林林总总的分享形式，与传统的经济生活分羹。王宁总结出看待分享经济的六个社会学视角：文化的视角、草根社会创新的视角、生活风格运动的视角、社会整合的视角、社会区隔的视角和治理模式的视角，它们从不同角度解析了分享经济的社会动因与社会后果，他进而认为应该引入“嵌入性视角”，即重视情境变量对中国分享经济的影响[8]。另有研究将分享经济与网络社会的六大因素(政治因素、人口因素、观念因素、技术因素、经济因素、组织与系统因素)进行对应论述，认为分享经济面临的困境，是源于与相关系统因素之间的断裂状态，而它面临的机遇则得益于与诸系统相关因素链接的重构[9]。 更进一步地，移动互联网对社会交往方式、社会表达与集体行动、社会分化等方面发挥了形塑作用，推动了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转型[10]。作为移动互联网的一部分，分享经济也在重塑社会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比如，分享经济带来了“组织模式新变革、竞争秩序及格局新变化、行业管理新要求、产权制度新挑战和市场监管领域新变化”[11]。随着青年越来越深地卷入分享经济，它对青年的重塑也愈加多元。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分享经济促进的资源流动过程，也重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开启了新的情感模式，这对青年的社会生活影响深远。 二、让资源动起来：青年对消费社会的反抗 从上文引述的分享经济概念来看，闲置资源的循环使用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关键点。同样，在《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中，也将“整合各类分散资源、准确发现多样化需求、实现供需双方快速匹配的最优化资源配置方式”作为重点强调[12]；而博茨曼和罗杰斯则直接将分享经济等同于“协作消费”，认为“它跨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13]。因此可以说，分享经济的实质是通过技术平台，让资源动起来。 这种资源流动的背后是对闲置的重新分配、对浪费的巧妙抵抗。在鲍德里亚笔下的消费社会中，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消费“只身取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负担起整个社会一体化的重任，就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并且，面对后工业社会的增长与丰盛，唯有浪费才具有实际意义，“商品只有在破坏中才显得过多，而且在消失中才证明财富”[14]。消费时代的人们在广告等大众媒体的作用下，一路奏着凯歌消费一切。在生产社会向新社会形态的过渡中，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揭示无疑是振聋发聩的。而随着消费社会走向深入，这种强调“个人”和“占有”的资源使用模式也带来了过度浪费和环境恶化，甚至是意义虚空和共同体丧失。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高消费主义在信息时代来临时遭遇了反思和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