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象学—本体论与生态学—伦理学之间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8)01-0008-07

       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1903-1993)出身在德国门兴格拉德巴赫的一个犹太纺织厂主的家庭。1921年，他在那里的文科中学完成毕业考试。同年的夏季学期他便来到弗莱堡大学学习哲学和艺术史，胡塞尔、海德格尔那个时期就在这里传授现象学。约纳斯晚年回忆自己之所以去弗莱堡，“主要是因为著名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在那里执教。……对我来说，胡塞尔和南部黑森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但在弗莱堡待了“一个美妙的夏天”之后，约纳斯随即便于1921/22年的冬季学期转到柏林大学，跟随在那里执教的历史哲学家爱德华·施普朗格(Eduard Spranger,1882-1963)和宗教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等人研习哲学。此后他于1923年10月再回到弗莱堡，继续跟随胡塞尔、海德格尔学习现象学。但在这里的时间仍然不长，可能约纳斯听过的胡塞尔讲座只有后者于1923/24学期讲授的哲学史讲座“第一哲学”。②由于海德格尔随后去马堡大学任副教授，约纳斯也在下一个学期去了马堡，在那里随海德格尔和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学习宗教哲学，直至在那里完成博士学业。

       关于约纳斯在弗莱堡前后总共一年左右时间的学习，他自己在去世前两年时回顾说：

       当我于20年代在德国学习时，哲学的境况是如何的呢?这个时期在弗莱堡有哲学中的现象学学派创始人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巨大形象，而且这里有他的弟子、一位年轻的、令人印象深刻又令人感到不安的私人讲师：海德格尔。他以某种方式将现象学的方法，即对从被胡塞尔限制在纯粹认知领域的心智现象(感知、思维、认识、概念化等等)的仔细描述转化为生存现象，亦即个体地嵌入生命的关切之中的现象，它比自我思维(ego cogitans)更多，致力于生命的事务，而且依赖于它的存在的“实际性”，但这个存在并非是它自己选择的。除了胡塞尔之外，站在海德格尔身后的还有基尔凯戈尔：不是神学的基尔凯戈尔或基督教思想家基尔凯戈尔，而是“生存”思想本身之发现者基尔凯戈尔。易言之，在海德格尔本人那里，“生存主义”进入了具有胡塞尔现象学的严格客观、描述风格的神圣领地之中。有整整一代的年轻人为他的魅力所倾倒。我的情况也是如此，起先在弗莱堡认识他时，他是胡塞尔手下的私人讲师，此后他受聘至兰河畔的马堡，而他的忠实的学生们，包括我在内，都随他去了那里。③

       从这个回忆可以看出，约纳斯在弗莱堡的现象学学习完全可以归入珀格勒所说的“当时典型的(zeittypisch)方式”，④即：起初去胡塞尔那里学习现象学，随后不久便转到海德格尔那里学习现象学的解释学和现象学的存在论。而且这种“当时典型的方式”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差不多十年。因为，如果约纳斯到达弗莱堡时是1921年，那么他在那里结识的卡尔·洛维特(Karl ,1897-1973)已经在那里学习两年了，即往前算是自1919年起，而往后算，这个情况要一直延续到胡塞尔1928年退休为止。洛维特也是以这种“当时典型的方式”展开其现象学的学习的，而且洛维特和约纳斯二人都出身于犹太家庭。这不算巧合。事实上，这种“当时典型的方式”在犹太青年学生那里尤为常见。除了这里提到的洛维特和约纳斯之外，还有1925年来到弗莱堡的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1928年到这里的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燕娜·赫尔施(Jeanne Hersch,1920-2000)、君特·安德斯(Jünther Anders,1902-1992)，甚至还可以算上1927年从斯特拉斯堡转到弗莱堡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学习一年的勒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沃林在其《海德格尔的弟子们：汉娜·阿伦特、卡尔·洛维特、汉斯·约纳斯、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专著中集中讨论了在海德格尔与他的那群犹太弟子之间的奇特关系。在第2版前言中谈及海德格尔与勒维纳斯时沃林写道：“勒维纳斯从未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但他在弗莱堡听了海德格尔1928/29年的讲座。他后来在其自传中承认：‘我到弗莱堡是去胡塞尔那里学习，而我发现了海德格尔。’”⑤这应当是上述珀格勒说法的另一个典型样本。这些犹太青年开始时大都是冲着胡塞尔现象学的名声而来，但在这里最终成为沃林所说的“海德格尔的弟子们”或“孩子们”。

       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留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和弗里茨·考夫曼(Fritz Kaufmann,1891-1958)的情况：他们都是犹太人，都算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共同学生，前者在马堡先结识海德格尔，而后到弗莱堡参与胡塞尔的课程；后者在哥廷根随胡塞尔学习，而后在弗莱堡结识了海德格尔；他们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关系即使不能被纳入珀格勒所言的那种“当时典型的方式”之中，但他们两人仍然可以被归入胡塞尔1933年在致其学生曼科信中所说的“他[海德格尔]那一组热情的犹太青年”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