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伦理治理”何以可能，是相对于人类治理活动的领域区分而言的问题。在当今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应用社会科学的讨论中，“治理”一般都会附加特定的修饰词，比如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治理，乃至环境治理，等等。这一类修饰词总是已经先行预设了特定“治理”的语义内涵。然而，“伦理治理”似乎更为复杂。一方面，伦理学作为实践的人文知识，它是面向实践的，既预设了治理的理想，又具有伦理的理念，内含“伦理”与“治理”的关联方式，因此有必要辨析现代性条件下“伦理治理”到底“是什么”和“为什么”，并对其问题域进行还原；另一方面，相对于具体实践领域中的治理问题，现代意义的“伦理治理”无疑有其特殊性，有必要对伦理治理“治理什么”的内涵进行澄清。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探讨，本文尝试在厘清“伦理”与“治理”的关联方式的基础上，分析其面对的道德哲学难题，回应“伦理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 一、伦理治理：是什么与为什么 首先要讨论第一个问题：伦理治理是“伦理的治理”，还是“对伦理进行治理”。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解，涉及是把“伦理”(或“伦理问题”)作为治理的对象，还是把“伦理”作为治理的路径依赖。在具体分析“伦理治理是什么”之前，让我们引入“巴别塔”的隐喻，从一种历史语境对“伦理治理”两种不同的语义内涵进行阐释。 历史地看，一般所谓人类生活存在着两种值得关注的伦理方式：第一种，我们称之为“通天塔上的伦理”，属于一种整体建构的伦理；第二种，我们称之为“巴别塔下的伦理”，属于一种从个体出发的伦理。前者的出发点是“整体”，依从的路线是“从实体出发”。它视“总体”为最大的普遍性，“个体”不能偏离总体指引的方向，个体的存在意义在于它归属于整体的和谐或建造。这是一种追求整体和谐的伦理。后者的出发点是“个体”，它视“总体”为一种暴力或压制，个体只有反抗和从整体的控制中挣脱出来才是自由的个体。个体的存在意义不在于服从整体的不合理强制，而在于为自己的行为立法。这是一种追求个体自由的伦理。“从实体出发”的伦理和“从个体出发”的伦理，无疑关联着不同的治理方式，因而在伦理治理的具体内涵上，特别是伦理治理“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上，有着极为不同的旨趣。 “通天塔”的故事出自基督教《旧约圣经》。故事说，人类最早只有一个民族，只说一种语言。他们商量合力建造一座“通天塔”，建造工程非常顺利。耶和华看到人类说一种语言的威力太大了，他们合作起来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于是，耶和华变乱了人类的语言，让人类无法沟通。人们因为不能相互理解，起了争执，导致工程无法完成。人类从此散落在大地上，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开始。没有建成的“通天塔”无可挽回地倾颓破败，变成了“巴别塔”。“巴别”一词在希伯来文中的含义就是争吵和争执。所以，“通天塔”没有建成，最后变成了一座充满纷争的“塔”。它仿佛是人类社会的某种象征，人类仿佛永远摆脱不了纷扰和争吵，但同时又惦念着那曾经有过的原始和谐。“巴别塔”的存在，表明了一种深沉的历史洞察和文明憧憬——那原本就是人类建造的一座“通天塔”啊!这既是一个宗教隐喻，更是一种伦理叙事。 实际上，各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这类史前黄金时代的诗意想象。这就是“通天塔”的来历。它以一种理想的伦理同一性的整体和谐为特征。它不需要法律，人们相互之间能够完美地亲密合作，不会产生纷争和误解，没有人会圈起篱笆说“这是我的”。个体存在的意义在于归属于他们共同的整体。这种想象，作为一种宗教隐喻，将人之散落于大地上的生活刻画成了一座“炼狱”，因而在价值观上预设了“巴别塔”下的生活所要达到的目的地。它作为一种伦理叙事，则表达了个人从整全中分离所带来的两种效应：第一，以“通天塔上的伦理”整合大地上的个人；第二，以“巴别塔下的伦理”确立大地上的个人。 “通天塔”是“伦理同一性”的象征。“通天塔”最后没有建成，但“通天塔”上的伦理则成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人类总是以各种方式筹划着以“同一种语言”“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民族”投身于“同一种伟大事业”的建造工程之中。这样的建造活动在整合大地上的个人方面，借助“通天塔上的伦理”，显示出甚至令“造物主”都会感到无比震撼的力量。在这一维度，伦理与治理的关联方式是在一种超验层面进行的，因而是一种超验形态的伦理治理，属于超验治理的范畴。也就是说，那些以各种形式出现的“通天塔上的伦理”，实际地赋予了伦理治理以一种形而上学的超验治理的旨趣。究其实质，这是一种确立超感性绝对和超历史永恒的伦理同一性建构，它将“一切是一”的本体论谋划转化成为一种“人类团结成兄弟”的伦理学情结。 这种“伦理同一性”的超验建构，无疑属于一个已然远逝的“伟大的传统”，一个需要某种超验实体(神权或王权的某种表征)进行统治或主宰的时代。从实体出发整合个体的超验治理，曾经带给人们“哲学王”王者莅临的“理想国”式的期待。然而，这样一种超验治理，到最后无一例外地都宣告失败了。任何一种伦理治理的超验想象，都设定了一种伦理同一性的治理神话。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古代的“大同”“小康”、基督教的“末日审判”，以及康德的“永久和平”，等等。可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中人们为太多的不同的承诺、利益、歧见、偏见和价值表达所困惑，散落于不同的族群、国度、信仰、文化领域和人类生活的嘈杂背景之中。于是，虽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通天塔”，但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甚至无法用同一种“话语”(语言)理解或说出，人们又不得不面对“巴别塔”下的“诸神之争”。 人在大地上繁衍生息，却发明了一套由“应该”话语编织而成的理论。然而，如果没有了某种伦理绝对的超验授权，“应该”如何具有约束力和规范性?这一难题源自“巴别塔下的伦理”——从整全中分离出来的个人，如何超越个体之间的分歧，形成彼此之间的融合?这一难题又衍生出其他各种类型的难题或问题。实际上，形象一点说，“巴别塔”就是“通天塔”的“烂尾工程”。它的功能，既非用于居住，也非用于建造，更非“升至诸天之上”的阶梯，而是通过设置一段距离生产“应该”的话语。当人们都争先说出“应该”的时候，“巴别塔下的伦理”面临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难题。在这一维度，伦理与治理的关联方式进入一种经验的或生活的层面。在一种经验治理的旨趣中，伦理之“应当”是一回事，治理之“良好”又是另一回事。治理之良好可能诉诸效率、结果等，它未必诉诸伦理之应当。伦理之“应当”推动伦理寻求一种普遍性推理，但是治理之良好则要求人们从事一种现实性谋划。由于逻辑上普遍的推理并非实践上有效的谋划，而实践上有效的谋划有可能不是逻辑上必然的推理，于是伦理与治理在经验层面的关联必然遭遇(或困扰于)各种问题或难题。这始于“巴别塔”下一切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即历史开始于人类具有归于统一行动的力量，却无一例外地为个体或个别的利益集团的自行其是的差异所分散和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