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主持人语]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标志着近代中国走向世界，可谓历史分野的标志性事件。记载事件的文献包括当其时官方文献及私人日记或札记等，这些体裁类文献的整理及考释是重建历史现场与解读历史变迁的基础性工作。国内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公布了诸多有关清宫军机处等文献，有助研究推进，但也应看到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早期意味逐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世界工业霸主或列强对中国发起侵略战争。所以不列颠图书馆或档案馆掌握的相关珍稀文献对我们重新审视中英关系和影响战争结局的历史现场的重建与其解读非常重要。其时清帝国内忧外患，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尚有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与英国、法国等的宗教传播密切关联，如论著予洪秀全极大震撼的梁发等这些传教士大多数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解读太平天国运动也有多种角度、多种方法，也涉及一些珍稀文献对历史细节的深描。诸如私人刻书或日记之类文献对我们解读当时的历史情景往往提供社会中下层的视角。总的来讲，无论是从不列颠图书馆或档案馆获取的清宫珍稀文献，还是国内一些私人档案或日记，对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历史现场的重建及相关研究再出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组刊发的论文意在抛砖引玉，从文献层面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 ——王天根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18.01.001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8)01-0001-11 随着数字化的推进，数字化图书馆成为新趋势。图书馆的知名度过去主要取决于其对于珍稀文献的占有程度。由此，一些著名的图书馆一方面积极应对数字化时代读者或研究者新的需求，另一方面针对珍稀史料，往往采用数字技术复制，从而有效保护了珍稀文本。而另一方面，数字化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大英图书馆至2011-2012年笔者访问期间，已经多年未能投入足够的运行经费。故尽管该馆有诸多珍稀文献可作数字化处理，但事实上处于停滞状态。有些珍稀文献的目录索引都没有上网，更不要说可以远程利用。笔者在英国获得大量珍稀文献，基本上都属于此类。笔者2011年在大英图书馆查找资料期间，发现珍稀资料一份，该文献末尾注有：“50 folias，May1908(g.g.)”。书籍folia相当汉语“叶”，据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葛瀚介绍：g.g.为建立于1753年的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员。大英博物馆藏有大量中文书籍。从1843年开始，大英博物馆聘请了语言学家Auguste Prevost给中文书籍编目，他一直工作到1858年去世。[1]24据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Volume 24 Number 1，Spring 1998)刊发YU-YING BROWN的SIR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AND HIS CONTEMPORARIES里面提及：“Sir Robert Kennaway Douglas(1838-1939)was the first Keeper of the British Museum's new Department of Oriential Printed Books and Manuscipts when it was created in 1892.”[2]这大体上反映了中文部管理者的人事变更。笔者发现的该文件系毛笔书写，原件。最后一叶有说明：Register of Demolished from the emperors人名(英语字迹潦草，疑为光绪)，Red Palace Peking，1900.即紫禁城，1900年。可见此为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军从紫禁城中掠夺而来的，时隔八年后即由大英博物馆登记在册。这些珍稀文献在对外交往中多被视作军事情报，一度进入英国国防部，后才作为历史文献进入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与大英博物馆分家后进入大英图书馆。 英文收藏说明提及紫禁城。此涉及八国联军侵占紫禁城。据1900年10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九日)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致德皇的报告：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其驻扎地点之分配，一如当时各军攻入该城最初各自占据之处。“……有所谓‘禁城’者，系一种高墙围绕之长方形，位在皇都中央，为前此皇帝所居。因各国公使及驻京联军最老将领协议之结果，将该禁城划在占领区域以外，只准各国军队得有通过该城之权而已。四门均被占守，直至今日，三门犹为日本所占，一门则为美国所占。”[3]54“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按：联军系于阳历八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将北京占领。占领之后，即正式特许抢劫三日，系自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为止)。[3]54“在英国方面，关于此类行军特长，却曾被以一种特别方式，即所抢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质略如战时掠获金。因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非法行动。而且英国军官曾为余言曰：印度军队——在此间之军队，几乎全系印度人——对于战胜之后而不继以抢劫，实绝对不能了解。”[3]55这属于紫禁城内的皇宫、特别是军机处被抢劫的历史背景。而军机处所藏文件多属军机要密，在战争期间颇有军事情报价值。军机处处理全国军政机要，1861年对外总理衙门成立后，军机处的权力部分被移交，但仍是清帝国最为重要的权力中枢。军机处本身有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机要文书的职责，相当于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的秘书处。军机大臣协助皇帝所拟旨意分为明发上谕与寄字两种，而寄字就属盖有军机大臣钤印的信函。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云：“应颁示天下者曰明发上谕；密交各督抚者曰军机寄字；封交各部院者曰军机交片。悉以本日题本奏章移付内阁部员亲诣抄写，今通谓之阁抄。”[4]17所谓“发信件簿”当指军机处所处置的信函登记。由此而论，Register of Demolished from the emperors(由多个皇帝所发信件登记簿；英语书写潦草)，据目前从大英图书馆所得此类文献来看，主要是光绪朝。若细致而言，解读上存在误解，当然若有更多这方面的珍稀文献发现，另当别论。军机章京的一个重要职责是记注档册，此涉及上谕及奏折等传播方式。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著有“改题为奏”，称：“内外言事，有题有奏。例行常事曰题本，露而不封，先交内阁，由内阁拟旨再交奏事处进呈，所谓票签是也。其非例行常事，或条陈时政，或匡谏阙失，或弹劾官员，用白简加小封，盛以黄匣，径交奏事处进呈，曰‘封奏’”[4]16。其时军机处办公场所除太和殿外尚有西苑军机堂等，但紫禁城内太和殿附近的军机处是权力中枢所在。有清一代，内阁议事易泄露，而军机处的设立在保护军政机密上较有作为，显然属于隐形政治的合法化，多被视作皇权专制的极端化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