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相关思路曾在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组织的学术演讲中阐发，并经过2017年度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冬季研讨班、第一届六绎论坛以及南京大学“全球视野下的新史学”等相关研讨会的讨论，感谢以上交流活动的组织者与评论者。文责自负。 一、前言 在全球范围内，思想史研究正在经历着一场突破“民族国家”视域的深刻转变。这并不仅仅因为当代全球化的推进改变了原有的问题意识，促使研究者更为关注思想的跨境传播与交流，更是因为，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内外界限较为刚性的政治共同体形态，本身就是晚出的现象——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存在内外关系比民族国家更具弹性的政治共同体形态；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也并没有一统天下，成为唯一的国家形态①；甚至民族国家的内外边界本身，实际上也没有民族主义理念预设的那样泾渭分明。在此方向上，“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它倡导的不仅是“国际”或者“跨国”的观念，更是致力于发掘体现全球性关联的历史经验。② 鉴于近代中国思想家著述中的大量观念和术语都拥有欧美或者日本的起源或影响，大部分研究者都乐于承认，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本来就离不开一种“互相联系的历史”(interconnected history)的视野。但在实际的历史研究过程之中，对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秩序的想象，仍然制约着研究者的视野。论者一旦预设了国际舞台构成单位的相对同质性，那么就往往认为只需简要说明国际舞台的特征，无须对其展开更为细致的描述。我们听到的一种比较标准化的论述是，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而开始了从传统的帝国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转化。尤其在许多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作品中，论者往往从研究对象对世界大势的总体的、一般化的判断，直接跳到其具体的国内政治主张，二者之间缺乏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思想家们究竟如何具体认识那些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联，从而形成其用以支撑其内政主张的“时代潮流”或“时代精神”之判断? 如果研究者考察的是一些并不熟悉或关心国际局势的思想家，上述中介环节的缺失并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消极影响。但研究者如果想进入康有为这样拥有丰富的全球经验的思想家，上述中介环节的缺乏，将极大地妨碍对康有为理解的深入。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即广泛汲取西学新知，密切关注世界形势；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从组织“公车上书”到参与戊戌变法，其积极为清廷外交出谋划策的内容、康党的一些外交主张还得到了光绪的采纳；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如同孔子一般周游列国，行踪遍及五大洲四大洋，其游历之广，比清廷驻外公使乃至出洋考察使臣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阐述内政主张之时，康有为也经常征引列国治法，作为立论依据。故上文所述“中介环节”，对于理解康有为思想极为重要，值得集中探讨。 相较于大多数同时代知识分子，康有为的政治主张是相当稳定的，但他站在一个移动的历史舞台上，康有为的“不变”，带来的却是不断变动的历史评价。他是以激进派的面貌登上政治舞台的，但很快涌现出更为激进的力量。康有为坚持君主立宪制的优越性，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爆发之后，仍不改初衷，因此，其后半生在革命史叙事中留下一个不知“世界潮流”、“开历史倒车”的“保守落后分子”形象。然而，到了世纪之交，随着时代文化氛围的变迁，在一种新的历史论述中，晚年康有为一跃而成为“保守主义先知”：他仿佛预见到了共和制实施所带来的种种灾难，惜乎时人未解其深意，纷纷“误入歧途”，在今日，拨乱反正，“回到康有为”，当为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这一论述中，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以及君主立宪设计，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包含了对许多当代问题的启示。③ 晚年康有为对共和运作之批判，不可谓不犀利。然而，他的种种主张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以对世界大势走向的判断为基础，而这些判断，又与其重新解释的公羊学“三世说”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因此，如果主张“回到康有为”，就有必要回应：康有为的世界观是否对其时代以及当代的走向有着准确的把握?而有意义的答案，当然需要以对康有为世界观的思想史研究为前提。 本文致力于研究康有为对于内外关系的思考，以加强前人研究的薄弱环节。为理解康有为纷繁复杂的国际经验，本文借助全球史与国际关系学中关于国际体系④的研究成果，将康有为的一生分成两个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康有为面对的是一个处于不断衰变之中的维也纳体系，“大国协调”日渐让位于“万国竞争”；一战之后的康有为，目睹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但他的政治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维也纳体系中的统治结构的塑造——尽管他了解维也纳体系中工人运动、民族独立运动等反抗运动的存在，但将它们作为边缘的现象，并不认为它们在近期之内具有改造国际体系的力量；他预测维也纳体系终将走向终结，但“终结者”会是一个最适合于“万国竞争”的霸权力量。然而，这一预测并没有成为现实，维也纳体系下的反抗力量，在维也纳体系崩溃之后，纷纷走向舞台的中心。当新的国际体系到来之后，康有为难以理解这一新的体系的新特征，陷入了惶惑状态。国际体系的大转折，可以直接帮助我们理解“吾道一以贯之”的康有为，何以从政坛的中心走向边缘，也更有助于我们重估康有为的思想遗产在今日的意义。 二、破解“大国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