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04-0020-07 戊戌时期，学会勃兴，以康有为组建北京强学会为肇始，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六七十个学会，蔚为大观。学术界有关戊戌时期学会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①保浙会是戊戌时期的一个重要学会，但以往学者囿于史料，对保浙会了解较少，甚至有学者误认为保浙会是保国会的分会。如著名历史学者胡珠生先生在《兴浙会和保浙会是两个团体》一文中，即主张保浙会是保国会的分会，称其“作为保国会的主要分会，发扬了中国人民共赴国难抗击外侮的精神”。②著名戊戌变法史研究学者黄彰健先生也持类似观点：“保国会设于北京，欲各省士夫助有司治，则势需以保各省为名而设立保其省分会。其时以英国欲索舟山群岛，法国欲划滇省为势力范围，并筑滇越铁路，于是保浙会、保滇会遂继保国会之后，优先成立。”③另外，部分学者还将“保浙会”与“兴浙会”“浙学会”等相混淆，④并且在论及保浙会时，多有讹误之处。⑤那么，保浙会真的是保国会的分会吗?⑥本文在挖掘辨析史料的基础之上，试图澄清相关问题。 一、基本时间点梳理 戊戌年间，在京参加会试的浙江举子倡议成立保浙会，其中陈虬扮演了发起者的角色。⑦戊戌时期，陈虬赴京师参加会试，参与了康、梁维新派举办的部分活动，系后来保浙会兴起的影响因素。由于此一时期时间紧凑，事情繁多，下文将按时间顺序简要梳理陈虬在京的活动状况，以便于理解保浙会兴起的历史背景。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陈虬与陈黻宸、章献猷等举子赴京参加会试。其时，京师公车云集，三月初六日，麦孟华、梁启超等举子在康有为的领导下联名上书，主张联英、日以拒俄，反对租借旅顺与大连给俄国。尽管此次活动有浙江举子参加，但陈虬并未参与。三月初八日，公车入闱，开始会试考试。十六日出闱，会试考试结束。 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等人倡导的保国会首次开会，地点在粤东新馆，参加人数至少有127人。会上，康有为发表激烈演讲以鼓动人心，会后，通过《保国会章程》。保国会第二次集会是闰三月初一日，梁启超发表了演讲，参会者至少有91人。陈虬参加了上述两次集会。闰三月十七日，《国闻报》全文刊出了《保国会章程》，二十三日，《国闻报》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刊登了两次出席保国会大会的人员名单，陈虬的名字均包括其中。二十四日，《国闻报》又刊出《京城保国会题名记》，刊登了“入会列名之人”，共有185人，陈虬列名其中。期间，闰三月十二日，监察御史潘庆澜上奏弹劾保国会。翌日，御史李盛铎上《党会日盛宜防流弊由》奏折，反对保国会。 三月间，山东即墨县文庙孔子像被德人毁坏的消息传至京师，会试举子纷纷上书抗议。闰三月十六日，康门弟子麦孟华、梁启超等人领衔，向都察院递呈了有八百三十多名各省举人签名的公呈，陈虬的名字亦在内。⑧ 在此期间，陈虬受保国会影响，积极筹备成立“保浙公会”，并起草《急宜变法自强拟就浙省先行试办呈》，⑨欲将该呈文送交总理衙门，请其代奏。闰三月二十七日，听闻此事的御史黄桂望上奏折参劾，要求总理衙门拒绝为其代奏，并上《浙商私借洋款纠合保浙会片》，其中，述及保浙会的缘起。后来，浙江举子孙灏写《驳保浙会奏稿》，驳诘保浙会，导致其被迫解散。⑩陈虬于四月中旬离京返浙。 二、“保浙会”起源辨析 关于保浙会的起源，以往学界普遍认为是受康有为成立保国会的影响，甚至认为保浙会是保国会的分会。的确，戊戌时期，陈虬参加了两次保国会的集会，其倡议成立保浙会，应当有保国会的影响因素。然而，保浙会的真正起源却另有原因。保浙会成立的大致情形，可以通过监察御史黄桂望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七日上奏折附片《浙商私借洋款纠合保浙会片》，窥见一二。为便于分析，现将附片全文摘录如下： 保川、保滇等会起于保浙，而保浙会亦实有所缘起。去年秋，浙有高、孙二商欲以华股华商建造宁绍铁路，具呈浙抚，浙抚许之。该商即以浙抚批语私向上海公司代借洋款四百万两。浙抚知而止之。乃投盛宣怀，宣怀驳之；又复投王文韶，文韶亦驳之。盖皆知其害之大巨也。而该商之技穷，于是至京师鼓惑狂悖不经之举人陈虬，纠合下等举子出名，以为保浙会，条上三款，而铁路亦影射其中。浙之公车多不谓然。而少年喜事者有之；欲同染指者有之；或初列名而欲掣去、或既列名而本人不知者又有之。自递呈于总署，复以为总署必代递，而借总署之衔奏，必邀皇上之俯允也。于是群相夸耀，遂至滇举效之、川举效之，而其实不过浙之奸商为之作俑，欲得谕旨以压浙抚，盖犹当日挟抚批以借洋债之故智也。相应请旨饬下浙抚不准该商经理，并不准私借洋款，皆贻国家无穷之害。(11) 此段史料明确阐述了保浙会的缘起情形，下面结合相关资料针对史料中所述史实分三个方面展开辨析： 首先，附片中明确指出，保浙会的起源与江浙绅商怂恿鼓动有直接关系。(12)光绪二十三年秋，浙江绅商高尔伊(13)等人欲集股兴办宁绍铁路，得到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支持。然高尔伊等人虽声称以集华股的方式修筑宁绍铁路，其实并无能力筹集足够的华股，因而不得不向英国公司借“洋债”。高尔伊等拿与英国商人福禄寿订立的借款合同，呈浙抚廖寿丰“禀请核定”，浙抚向当时负责铁路事务的盛宣怀询问此事是否合适。盛宣怀认为借款过巨，且利息太重，并且指出“高等皆喜事而非任事之人，年来赴总公司具禀者纷纷，类皆利欲薰炙，叩其中一无所有也”，(14)坚决反对高尔伊等人借洋款修筑宁绍铁路。此事遂作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