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日盟约”问题新证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刚,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讲师;赵正超,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重庆 400715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中日盟约”及相关的“盟约案”“小池信”经日本学者藤井昇三披露后,其真伪问题一直有很大争议。本文以《谢持日记未刊稿》和日本海军省档案中的“王统密报”为主要材料,对若干关键环节进行补证,发现谢持1915年3月日记中的部分情节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所见“盟约案”“小池信”的内容、时间均有相合之处,可谨慎推定“盟约案”为真。据“王统密报”所提示的人物关系,“盟约”最初当为日本海军省人物起草,藤井披露的2月5日版本是否为真及其与“盟约案”的确切关系尚存疑问。“盟约案”送达后,外务省在3月14日表达过“若有意、若无意”的态度,但最终未签约,更未提供过援助。这一时期流传的孙中山因密约而得巨款的消息,是不实之词。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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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8)01-0122-17

       1913年8月,孙中山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1916年4月才回国。其间,为继续从事反袁斗争,孙中山曾提出“联日”主张,与日本各界进行广泛联络。这些经历牵出近代史上的一大悬案,即1915年的“中日盟约”问题(以下简称“盟约”或“盟约案”)。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藤井昇三披露了三份文件,指出“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孙中山曾经与日本人签署过一个密约,其内容比“二十一条”更有损中国主权。此说在学界轰动一时,有些学者认同藤井的说法,认为三份文件真实可信;但也有学者认为文件疑点重重,很可能是伪造的。杜继东在2005年对双方争论做过详尽回顾,兹不赘述。①

       近10年来,大众媒体对这一问题的热情不减,时而出现各种“揭秘”;但学界的讨论似乎归于沉寂,新研究难得一见。②“盟约”到底真实与否,仍悬而未决。最近,笔者偶尔发现曾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副部长的谢持在日记中对此事有所记述,字里行间隐约透露出“盟约案”的真实存在。目前学界对这一材料较少留意。鉴于此,笔者以谢持所记为主要材料,结合日本外务省、海军省档案,对“盟约”问题的若干关键环节进行补证。不当之处,请前辈方家指正。

       一 《谢持日记》所见日本军方的活动

       谢持(1876-1939),字惠生,四川富顺人,1907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与策划重庆独立,任军政府总务处处长。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宋教仁案”发生后,与宋教仁秘书周予觉、川籍革命党人黄复生等谋刺袁世凯,事泄被捕,继而遭袁追杀,9月避居日本,化名“王静一”。③1914年8月8日,谢持在孙中山、陈其美力邀之下加入中华革命党,8月29日出任总务部副部长。④

       在创建中华革命党过程中,原国民党领导层陷于分裂。黄兴、柏文蔚、李烈钧等人先后离去;陈其美则始终追随孙中山,为筹建新党不遗余力,赢得了孙中山的高度信任。故建置中华革命党之时,由陈其美担任部长的总务部权势最重。党内的财务收支、人事变动、对外交涉等大权,皆由总务部主之。⑤由于执掌最多,总务部人员与孙中山的联络也最密。据日本警视厅的《孙文动静》,陈其美几乎每天都要去和孙中山会面,有时甚至一天数次。⑥谢持担任副部长以后,亦是如此。在他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去孙中山住地“灵南坂”的文字非常多见,或是办理孙中山日常嘱件,或是参加高层各种会议等。凡此种种,均有机会与闻党内机要。

       在革命党内,陈其美一向是有争议的人物。共事之初,谢持与陈也不亲近。但随着时日推移,两人关系迅速升温,除了公务上的往来,彼此也会倾吐许多生活私密之事。比如,陈其美曾动情地向谢持说起过自己的委屈:

       中山先生以款属我,我自信款事率时只有亏吾私,不能益吾私也。然欲我一钱不错,我则不能。我光复后纳妾已生子矣。第二次失败,我使自谋。告之曰“有钱将以济同志图再举”。去年秋末始知其不给,改适他人。吾家强留其孩而养之。又曰:吾自信破坏时尚能有用,建设则非我所能,以我无根底但略有天事耳。然中山能见其大。必能建设。故民怨皆以我当之。盖成而后可无我,不可无中山也。斯言而信,可以感矣。⑦

       用款问题是陈其美在党内招谤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流亡在日本的党员大多生活困难,孙中山曾让总务部予以接济。但东京总部财政支绌,遂成僧多粥少之局面,得不到救济者对陈大肆攻击。所谓“民怨皆以我当之”,主要是由此而发。除此之外,陈其美与黄兴一派的恩怨,以及陈与日方接近等因素也导致党内对他的不满。何天炯、凌钺等人多次扬言必去陈其美。⑧作为副手,谢持对陈的做法虽非全部认同,但由于朝夕接触,也能深刻理解陈的苦衷。党内的矛盾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陈其美的孤立,但也拉近了他与副手谢持的心理距离。因之,由于总务部在党内的特殊地位,以及与陈其美的亲密关系,谢持比居正、胡汉民等高层干部更多了解党内机要。这是该时期《谢持日记》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本文在考察“盟约”问题前要交待的一点。

       1913年东渡之后,孙中山在革命问题上持“急进”主义,在外交问题上持“联日”主张,试图借助日方的支持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为此,在“盟约”问题出现之前,他就与日本政界、军界、商界进行过广泛联络。对此,《谢持日记》有不少记载,其中的大部分史事亦见诸其他材料,早经李吉奎、俞辛焞等研究者揭示,⑨但也有一些为早前的研究所未注意。最可留意者即日本军方的活动。在中华革命党建立前夕,日本参谋部曾经联络陈其美,且行事十分诡秘。1914年5月28日,谢持记:“闻日本参谋部有晤英士谭事而(黄)复生通译也。前日即传说海陆参各部皆愿助吾党。然是举有关国家前途,未可轻掉之。”29日,谢持就此事询问黄复生,黄未加以否认,但也未告详情。当日日记谓:“省复生病,始悉日本人丁宁秘密也。”6月10日又记:“贞白以所闻告曰:凡与英士商者皆日本海陆军部之侦探。盖彼得袁世凯将以外兵御第三次革命,而日本无与焉,故欲探民党以自利。则吾用之不可不注意也。吾以言于复生,复生据列强均势之局,以为袁不能借外兵。且姑记之,观于后也。”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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