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变迁脉络 “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P112)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在内容上完成了从儒家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在空间上经历了从两汉儒学、宋明理学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大整合，也经历了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和当代多元文化并存的三次内部争论，还遭遇了从汉代佛教传入、明末清初基督教冲击、近代西方思潮涌入到当代全球化冲击的四次外部冲击；在时间上经历了封建保守主义、近代激进主义和当代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并存的三个时期。最终，它按照理论与实践、思想与历史结合的发展逻辑，在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为当代中国社会独特的核心价值观。 其一，发轫与雏形。公元前16-公元前3世纪，夏商至西周，中华文明体系逐渐形成，诸多关于人生意义与终极关怀的哲学命题渐进清晰，形成了一系列引导和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价值观念。如《周礼·司徒》提出“知仁圣义中和”观念，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四维”观念等。战国初期学派林立，呈“百家争鸣”之势，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争论。在争论与交锋中，孔子将“仁”的目标与“忠”“恕”规范、“内圣”修养与“外王”功业、“天命”圣意与“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孟子细化了“仁”的内涵，提出“仁义”观念，将“仁义礼智圣”作为调整社会“五伦”关系的准则，将宇宙、社会、心性统摄于“知行统一”的价值系统和社会治理系统之中，奠定了中国文化价值追求的基调。由此，儒家思想在“百家争鸣”中发轫并脱颖而出，成为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学派，对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个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做了初步的理论准备。 其二，转变与确立。儒家价值观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关键，在于它完成了由伦理学向政治学的转变。秦以严苛治世，暴政激化社会矛盾，二世而亡。西汉汲取秦亡教训，期望建立一套维护社会稳定的治国方略。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将源于先秦的“天人感应”思想发展为系统化的神秘主义学说，将儒家伦理、法家刑政、原始巫术、道家宇宙观与阴阳五行学说熔铸于一炉，将宇宙大系统与人世小系统、国家与个人统摄于“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中，使之整合为一个庞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治理体系，作为国家治国安邦的重要理论依据。董仲舒为将这一社会治理学说转化为实践操作体系，构建了一套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目标、以“三纲”为原则、以“五常”为要求的实践规范系统。这一体系将个人从生到死、将社会从家到国的管理纳入其中，作为“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天皇者”的济世宝典，被汉武帝奉以独尊地位，并通过上至朝廷礼乐、中至学校与社会习俗、下达家庭与个人行为的制度化嵌入，使这一体系取得了国家官方地位，并具有了世俗信仰特征，最终形成了一套以社会伦理与核心价值观重叠的国家治理体系。核心价值观不仅成为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和社会的德，形成了个人之德、国家之德和社会之德三位一体的既有层次又协调统一的观念系统和封建国家治理系统。至此，两汉儒学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核心价值观的第一次大整合。 其三，碰撞与吸收。东汉末年，封建割据、派别林立、社会多元。历史载着这些问题驶入了政权更迭频繁、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思想文化更加混乱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佛教传入，儒术不再独尊。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早期，主要以翻译、介绍和诠释佛经为主。自魏晋至盛唐，佛经翻译数量超过了之前的总数，是中国历史上翻译佛经最多的时期。译经过程促进了中国语言、词法和文学的发展，并催生了诸多佛教学派的诞生，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皆形成于这一时期。佛教挖掘中国文化资源植入自身观念，完善其理论体系，并借助儒家和道教的传播方式使之日常化和生活化，由此获得广泛信众，推动了佛教信仰在民间的传播。这是外来文化对中国核心价值观形成的第一次巨大冲击，并对后世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震荡。佛教在中国的成功传播，关键在它所做的中国化的努力。 其四，融合与巅峰。隋朝至唐初，佛教以“因缘”“无常”“轮回”“空”等观念为世俗中落魄之人提供精神慰藉；而脱胎于道家思想的道教融合了“劫数”“救赎”“救世主”等观念，形成了一套进可以救世、退可隐世养生的谱系。佛教和道教的这些特点，弥补了儒家思想的空白，逐渐形成了儒学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三足鼎立格局。当历史进入盛唐时期，社会繁荣带来的民族自信催生了自由开放的思想氛围，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向三教合流趋势发展，为宋代进行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全面整合奠定了基础。宋代，儒家凭借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襟，一方面依据社会统治的需要对自身进行了时代化的解读与改造，另一方面吸收了道教和佛教的思想精华进行了理论化提升，开启了中国文化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第二次大整合。宋明理学用“天理”将佛道核心价值观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把“天理”具体化为伦理观和价值观合一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观念，并借助佛道的教义与戒律，在规范层面对人间伦常做了系统化规定和制度化安排，最终构建了以“儒家为主，道佛为辅”的核心价值体系，使道佛的境界追求、道德规范与儒家的功名德性有机融合，让原有的“三纲”名目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和合法化，使“五常”的实践性和操作性更强。经过进一步系统化改造后的社会治理体系，封建社会的精英们“进”可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阶梯中奋斗，“退”可隐到道家和道教“自然”“无为”那里去疗伤，抑或进入佛教“四大皆空”消极避世的人生轨道中寻找精神慰藉。至此，中国历史上由儒释道三者共同构筑起来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达到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巅峰，成为一个涵盖性极广、包容性极强的巨大复合体，进一步维护了后世封建王朝一千多年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