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17)06-0059-06 DOI：10.3969/j.issn.1001-7623.2017.06.011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有时也称为独立我/互依我(independent/interdependent self)，是最受关注的文化维度，描述人们在社会互动上的倾向性的不同，个体主义侧重自己的想法，而集体主义侧重重要他人或所在群体的意见或社会规范的要求。它可以解释不同文化之间在知觉、注意、思维方式、自我边界、动机和情绪，甚至是脑功能等方面的差异(Han & Ma，2015；Hofstede，2001；Markus & Kitayama，2010；Varnum，Grossmann，Kitayama，& Nisbett，2010)。尽管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主要聚焦在文化间的差异，但是也有研究探讨个体水平上的差异对其他心理变量的影响，以及某文化或国家内地区间的差异等亚文化群体的差异(Grossmann & Huynh，2013；Ren Lu & Tuerdi，2014)。在个体水平上，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可能同时存在，随着情境的不同，人们可能在有的情境下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去行动和思考，比如我究竟要不要买某只股票；而在有的情境下会根据社会规范去行动和思考，比如春节我要不要回家看望父母亲(Cross Hardin & Gercek-Swing，2011)。 从跨文化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个非常独特的文化体，可以从很多方面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研究提供丰富的证据和视角，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的地域面积大，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在全球也就只有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少数国家能够有这么大的地区差异。而且与跨文化的比较相比能够很好地控制文化间的共变因素。在目前探索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影响因素及机制来说，无论是从生态的视角还是从现代化的视角，中国人都存在着相当的地区差异，从而为检验这些理论提供了证据。如Van De Vliert等在中国的15个省市的集体主义的研究证实了气候—经济理论，即气候的舒适性与富裕程度的交互作用能够解释集体主义的省际差异(Van de Vliert，Yang，Wang，& Ren，2013)。Talhelm等用在中国的农业区的28个省市的调查发现历史上种植水稻的地区要比种植小麦或大豆等地区集体主义更强，检验了大米的文化理论(Talhelm et al.，2014)。马欣然和任孝鹏等对南方人—北方人的比较发现南方人比北方人在亲亲性任务(nepotism task)上存在更大的熟人—陌生人差别，检验了文化中心转移假说(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第二，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个文明得以延续的国家，使得研究大时间尺度的文化变迁得以可能，另外，即使是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或者更靠后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从1980年代开始的快速现代化阶段开始，中国也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文化变迁的素材。如有一批研究发现自从1970年代开始，中国人的个体主义在逐渐增强，而且这种变化可以用现代化进行解释(Yu et al.，2016；Zeng & Greenfield，2015；苏红，任孝鹏，陆柯雯，&张慧，2016)。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互联网。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轨迹也为了解个体的心理特征提供了丰富资料，同时大数据的计算使得快速获取和分析这些行为轨迹与心理特征的联系成为可能。到目前为止，很多心理特征如大五人格、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的大数据结果与自我报告的结果的相关已经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Li et al.，2014)。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与大数据的结合方面，Zeng等从理论出发，找到了8个个体主义的词汇，8个集体主义的词汇，通过统计这些词汇在google图书馆中的中文书籍的词频来检验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随着代际变迁的趋势(Zeng & Greenfield，2015)，而Hamamura等采用第一人称代词，如“我”与个体主义有关，“我们”与集体主义有关，然后也统计这些词汇在google图书馆中的中文书籍的词频来检验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随着代际变迁的趋势(Hamamura & Xu，2015)。这提示我们如果采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有关的关键词词频，然后根据大数据中的地址信息，就有可能利用这些词频的高低来建构基于大数据的中国人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心理地图，丰富我们对中国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的认知。 虽然不同来源和不同方法获得的中国人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不完全一致，但是在中国存在着不同省市间的差异是无疑的(Talhelm et al.，2014；Van de Vliert et al.，2013)，也有人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建构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的心理地图(侯东霞，任孝鹏，&张凤，2016)。本研究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大数据的方法来尝试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中国人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心理地图。 二、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的对象为新浪微博的100万活跃用户，所谓的语言特征指的是可以代表用户微博文本内容的特征，譬如说“我今天好高兴”、“最近工作累死了”这样的每一条微博内容都属于语言特征的范围；所谓的行为特征指的是可以代表用户微博行为内容的特征，譬如说用户的注册地点、好友数、粉丝数、用户的标签等等。针对语言特征，我们采用已经得到验证的中文文本分析软件“文心”系统(Nan et al.，2016)，利用前期文献回顾中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有关的词汇来进行词频统计。同时利用被试标注的“注册地点”来将被试分为不同省，进行省际水平的结果比较统计。在删除没有标注“注册地点”的微博用户后，最后的分析结果是基于96569个微博用户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