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7)06-0062-06 马克思原初剩余价值逻辑和唯物史观逻辑，作为20世纪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哲学逻辑，彰显出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不同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哲学逻辑，它表征的是21世纪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哲学逻辑，既展现出了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亦展现出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观意蕴[2]。如果说《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一文阐释的是20世纪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哲学逻辑，《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意蕴》(即“又论”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阐释的是21世纪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哲学逻辑，那么，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系列研究论文之一的本文，意在从实践的角度及深度下把握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逻辑，即从“中国道路”视域“再论”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因为，所谓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就是“中国道路”。换言之，本文的“中国道路”不仅是一个理论范畴，更是一个实践概念。“再论”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是指“中国道路”中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与“资本逻辑批判”展现出了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动摇、从理想上不忘初心的治国方略越来越向社会运行的纵深延展，其中就包含着从道路上将“改革”进行到底。纵观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史，最为重大的改革内容之一就是在坚持马克思创立的原初剩余价值逻辑和唯物史观逻辑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哲学逻辑。“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基点依然是“资本”，也就是说，“中国政治经济学”依然是关于“资本运行”的哲学逻辑。在现实生活世界，既有将“中国特色经济逻辑”等同于“资本逻辑”的右派，也有否定“中国特色经济逻辑”的左派。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3]9-10，所以，深度澄清“中国政治经济学”“资本运行”“资本逻辑”“中国特色经济逻辑”“经济逻辑”“发展逻辑”等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和逻辑，是说服人们在“中国道路”实践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的理论需要。 一、“中国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运行”的“哲学逻辑” 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马克思唯物史观最为本质的特征是信仰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前提的历史决定论。与此相适应，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决定着“物质资料生产”应该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尽管受到了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等文化思潮对历史决定论的冲击，但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认知或者说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判断却始终如一，即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出现过误判。正因如此，作为学术的政治经济学在新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如此，也不难发现些许问题，即改革开放以前，无论是学术的政治经济学，还是社会建设中的政治经济学，建构主旨都是马克思思想的“正统性”。也就是说，人们试图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中寻找“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根据。直到今天，还有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依然坚定地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正统性”。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原初剩余价值逻辑和政治经济学逻辑无疑既是十分正确的，也是必需的，但也不可忘记马克思的提醒，即不能忘记马克思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是教条主义者。在这个路线性问题上，作为马克思思想主要继承者的列宁给马克思主义者们树立了榜样。比如，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的苏联经济体制如何建构问题上，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列宁根据苏联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相结合创设的。据此，中国道路如何建设问题，无论是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或思想中寻找现成答案，还是从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寻找现成答案，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秉持的方法论。正确的道路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即“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或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所走的发展道路还不是本文所指代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所指导的成熟的“中国道路”。本文所指代的“中国道路”，是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主要依靠“资本运行”来配置社会资源。从时空逻辑理解，“中国道路”视域中的政治经济学开始于1993年11月，因为，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了“经济运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 从词源学意义上理解，“中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关键词之一是“经济学”，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必然包含着“经济学”的内容，但“中国政治经济学”中还有“政治”一词，所以，“中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学”不同于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从“中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学”视域出发，“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本质问题是要准确回答“资本”在“中国道路”中如何才能实现“有效配置”的问题。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从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亦具有价值的前提对“资本”展开分析，深刻地阐释了“资本”贪婪的逐利本质，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操控，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都能够看到“资本”这一“幽灵”的影子——“资本”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对“有效配置”的理解明显不同于“资本”追逐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虽然“中国道路”实践中，“资本”亦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且以逐利为目的，但“资本”的逐利是被控制在“有效配置”的“经济政治制度”的笼子之中的。就当下的中国道路而言，这一“经济政治制度”的核心理念就是习近平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尽管如此，“中国政治经济学”亦不否认“有效配置”的逻辑基点仍是“资本”。之所以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引入“资本”，是因为“资本运行”的经济逻辑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赋予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即在中国学者的视野里，“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资本运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逻辑”。其一，使用“资本运行”的逐利功用，能充分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尽管取得了许多经济成就，但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道路才确立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逻辑。从唯物史观创立的角度看，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将会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观念就蕴含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逻辑。“中国政治经济学”突出的成就之一是提出了“资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继续发挥逐利功用的价值，为充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其二，使用“资本运行”的配置功用，能激励人们树立按劳分配的富强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个范畴就是“富强”。这里的“富强”不仅包含国家、集体的富强，也包含人民群众追求自身的富强。在“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到来之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形式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中国政治经济学”利用“资本运行”不仅可以有效配置生存资料，亦可合理配置劳动力的功用，坚持着这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其三，使用“资本运行”的调节功用，确保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无论是社会主义体制还是资本主义体制，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不能忽视“人”的作用和价值。也正因如此，许多经济学理论因无法有效地融入“人的因素”而没有实践价值。“中国政治经济学”利用“宏观调控”对“资本运行”的有效调节，合理规划“人”的作用和价值，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社会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