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8)01-0029-07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从19世纪末到今天，它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从形态上看，它至少经历了五种明确的解读模式。这就是“社会进化论”“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这样一种发展，意味着两件事情。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输入”到“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国解读”摆脱“跟随式”地跟着西方(包括前苏联)解读的过程。这种摆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中国”的出场。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解读，大都要以“忠诚”为指针引经据典地来证明自己解读的真切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以及对经典的理解(包括翻译)中已经渗透了许多中国人特有的“先见之明”；这些“先见之明”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不可避免的基础和出发点，也具有中国的独特价值。譬如说，当年日本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翻译成“唯物史观”“史的唯物论”等带有“唯”字的标识性定义。但是，当时梁启超在历史观方面，就反对心物一元论、反对心物任何一方的绝对“只有”。他说：“真理不能用‘唯’字表现的，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在这个背景上，一方面，他承认，“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也承认，物的条件的重要性。然而，如果在“心”或“物”的前面加上了“唯”，那他就反对了。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细致的不同已经成为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中国人与时俱进求图民族生存的理论向度，这不能说不对，但是明显是不足为凭的。梁启超的哲学旨意在于，为了抵制心物一元论，而强调“心力”，在方法论上却是仍然无法防御自己的“绝对唯一者”。同样，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只能导致“相对主义”，即把“相对主义”置放在“民族主义”相关的范畴上。但是，这并不能逻辑地得出“绝对”不存在；我们今天去理解梁启超的想法需要事先创造合适的语境才能听懂。这个语境可以说就是真理之为信仰与理性的二重性观点。他当时的想法是面对自己时代说话的，所以，他把“心力”理解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他还把“心力”解释为“意志力”“民族意力”和“共同业力”等。他的辩论针对的主要是那些在过去以及继续还在束缚中国人传统意识时所产生影响的意见。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唯’字，引起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界一场关于唯物史观性质的大辩论。”①随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根本的剧烈变化。但同时，所有之前的哲学(或宗教)的绝对性，由于一种历史意识的出现，得到决定性的掩饰。说到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对于理论活动而言就是要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就是捍卫革命的框架与保守的框架的分水岭。而今天，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归根到底是基于“相对主义决定论”(即使决定也被扬弃或者至少——只要终极目标的到达被认识到并非有保障，而依赖于理论和实践之统一中有意识的努力——被相对化)，或者“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论”。那句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格言和个人按获得原则行动的理想，在过去有着和今天截然不同的哲学内涵：为着实用的目的，对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不再过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样一种境遇中，归根结底是“吃饭哲学”。在这里，生产的真正目的不仅仅是一笔资本养活多少人，而且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这就是所谓靠着物质生产和经济利益来指认它的真理性根据；或者再进一步，在这里根本否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存在。有人说，它是着眼于根本目的的否定；在这同时，也有人认为，否定“本源”“本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力量所在。它排除了包括“历史中的永恒”(历史的“本位”“本源”)这样的问题。对这种“历史中的永恒”问题的探讨，在过去，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对当下的实际可能性有所筹划和确定：对一些最重要的事情的探讨是否应该接受神启?等等。在今天事实上已经被哲学打入非法的境域。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好像也能够认识到：马克思那里没有造物主上帝的地位。可是，马克思始终未能为批判精神画上句号。我们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神”“奇迹”之类的东西存在与否的问题置之度(历史)外，因为它无法回答稀奇古怪的问题，那么这同样不能由此推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神”“奇迹”。人们可以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看到一种显而易见的游移不定。问题在于这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哲学的命运。更确切地说，青年马克思面对神启似乎被逼入和传统哲学观念的矛盾之中。所以，他只能将神启悬置。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这是一个抽象而荒谬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似乎又从另外的或与“实践”裁断的可能性上重新提出问题。所以，他话锋一转说自然界和人如何生成，对于人来说，“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②请问：从直观的角度看，谁看到了人的诞生、形成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某个特定的人的诞生、形成的过程。或者说，我们需要靠一个“个体发生重演种属发生过程”这个生物学原理的奠基。换言之，人类，生死场面是破碎、断裂的：不是看不到诞生，就是看不到灭亡；所以，马克思说：“请你问一下自己，那个无限的过程本身对理性的思维来说是否存在。”③ 在这里，试图指出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主义是一种不愿让理性重新沦为信仰的奴婢，也未必终止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主义其实也是植根于信仰与理性双方之种种早先社会意识中。也就是说，“无限”不能被理性证明，但是理性也不能证伪“无限”，因为理性是有限的。所以，为了反省以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以来的西方理性所产生影响的意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方法上的特点就是击碎“本体论同一”思维。在关于“意识的存在方式”上则是利用“两不性”(“可说不可说”“有无”)，以此维护“实践本体论”。或者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观点说，“意识所以知道自己——作为对象的知识——是因为对象只是对象的外观、障眼的云雾，而就它的本质来说不过是知识本身，知识把自己同自身对立起来，从而把某种虚无性，即在知识之外没有任何对象性的某种东西同自身对立起来。”④因此，对象是一种虚无性。从黑格尔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来看，通行的“劳动”范畴被定义为“制造工具的活动”。根据这个观点，“制造”所指称的是一种“实践中的意识对象化活动”。这个观点也是着眼于当下实用目的本身所推广的一种对人类实践与历史的看法。这个观点有它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但与工业资本主义的种种需求完全合节合拍，同时藏着的是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讲的信念：他们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共产主义的目标。他们将它理念化成为一个从史前史到历史，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低级阶段到成熟共产主义的运动。因此，黑格尔主义者质疑，唯物史观的“第一个范畴‘劳动’”“又能唯物到哪里呢”?换言之，在方法论上“劳动创造人”是马克思“这个思想家”的“思想设定”。所谓事实和逻辑的根据不过就是在“一元论”这个“一”的直观上的极限。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