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西方哲学发展史来看，还是从中国哲学发展现状来看，部门哲学都已成为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哲学研究繁荣发展的一种表现，而且在推动哲学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了哲学研究的现实感与历史感。就中国哲学研究来说，部门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摆脱穷困走向现实化与具体化的一种尝试，并在理论与实践、文本与现实、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多重“视域融合”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对探索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鉴于论题所限，这里主要通过分析部门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学术价值，阐释部门哲学这一研究范式的创新功能。 一、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空间 中国学界普遍认为，部门哲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工作。这种开拓性意义首先表现在部门哲学的兴起与发展，超越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研究领域、研究内容上的局限，开辟出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生长点，从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空间。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要范畴和基本原理做了批判性考察与创新性理解，赋予其新的内涵与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真理标准、实践唯物主义、异化和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学界开始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要范畴(如人、主体、实践、价值、文化等)与基本原理(如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相关原理)，这为部门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反过来，部门哲学又通过对经济、政治、文化等现实问题的探讨以及对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具体科学的借鉴，深化了对这些范畴与原理的理解，并赋予其时代性内涵与意义。从具体的研究路径来看，部门哲学对上述重要范畴的深入解读，可以相对地概括为两种情况。一是不同的部门哲学对同一范畴的多维理解。例如，对主体范畴的理解。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研究范式中，主体是认识论的核心范畴，因此，对于主体范畴的理解也往往拘泥于认识论的范围。这种仅仅局限于认识论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概念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与价值。而经济哲学、管理哲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教育哲学等不同形态的部门哲学，却通过对经济主体、管理主体、文化主体、政治主体、发展主体、价值主体、社会主体、历史主体、教育主体等具体主体的多角度研究，使主体的丰富内涵与价值得到了发掘与彰显。可以说，在部门哲学研究领域中，主体成了一个无限开放而又具体的概念。二是具体部门哲学对特定范畴的深入解读。如，文化哲学对文化范畴、价值哲学对价值范畴、社会哲学对社会范畴、发展哲学对发展范畴、政治哲学对政治范畴的理解。这里，我们以文化哲学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文化哲学对文化范畴的深入理解，一方面表现为通过对马克思的文化概念或文化观的解读，进一步理解文化概念自身。如陈云胜在《文化哲学的当代发展》一书中，结合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相关文本，认为马克思笔下的“文化”具有不同的指称，很多时候，马克思使用的文化概念并不十分严格，通常泛指人类文明。但是，在历史方法论叙述中，马克思通常会把文化概念严格限定在文化艺术领域。①邴正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观是一种广义的实践文化观，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文化是人类劳动的成果，或者说一切劳动成果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马克思所理解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人与文化的矛盾是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就是解决人和自己创造成果即文化之间的矛盾，是对人的自我异化、文化否定性的抗争②；李维武与何萍也从文化与实践的关系中界定文化概念，但他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看，“所谓文化，并不只是人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新产品的总汇，而是人的自我创造性、人的生命活动的体现。文化显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动态联系，说明了人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中创造世界、同时也创造自己的。因此，文化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③左亚文认为马克思的文化观是一种辩证的文化观，其在文化概念上的定义是多维和多义的，马克思既从劳动实践的维度规定了文化的本质，也从“时代精神”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维度上定义了文化的内涵。在马克思哲学中，文化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及其所创造的一切成果，狭义的文化则是思想上层建筑的范畴。④黄力之以18、19世纪欧洲学术思想为背景，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全面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化概念的使用情况，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文化概念时只把它当成一个一般的、不证自明的概念，没有把它看成一个中心范畴，不深究、不回答“文体是什么?文化如何产生的?”之类的本体论问题，只涉及“什么属于文化?文化有什么用?”之类的功能性问题，而且他们对文化现象的研究是通过文明概念、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概念、意识形态概念，甚至还有上层建筑概念来进行的。⑤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哲学与文化的“亲缘”关系中深化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如李鹏程认为，哲学作为观念，应是整体意义上的文化观念，应该研究人类的全部文化；而文化就是“人的现实的生命存在”及其“世界”和“优化过程”。人的现实的生命存在是文化的本体，也是哲学的本体。⑥邹广文认为，“文化是标志人类生存样式、意义规范和可能发展方向及道路的整体性范畴，文化的发展表征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动态联系，因此也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历史表达。”⑦丁立群认为，在外延上说，文化的广泛意义应包括所有的人造物，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人化”；从内涵上看，文化乃是人类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历史运行的内在机理。⑧上述种种观点，深化了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也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理解。 第二，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排斥或未曾关注的价值、生态、财富、正义、管理、教育等问题课题化，挖掘、阐发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些问题的思想，突破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理解，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部门哲学使这些现实问题成为某一时期或某一派别哲学研究的主题，并通过对这些具体的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不断开辟出一些新的问题域，弥补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空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生态哲学、经济哲学、价值哲学、科技哲学等思想的深入发掘与研究，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至少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理论意义：一方面，有利于澄清以往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误读，尤其是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诸多“空白”的误读，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所谓的“人学空场”，部分西方生态学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有生态思想，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政治哲学的传统，等等。另一方面，有助于立体化地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众所周知，苏欧剧变后的一段时期内，各种贬低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不断涌现，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人士不在少数，马克思主义陷入巨大的国际危机之中，在此种情况下，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如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作辩护，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而在这一时期及至今天，国内学界立足于特定社会实践领域，深入发掘、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领域哲学思想，如黄楠森、袁贵仁、韩庆祥等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研究，何萍、邴正、黄力之等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想的研究，余源培、孙伯鍨、张一兵、张雄、宫敬才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研究，陈晏清、王南湜、王新生、张文喜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高清海、丰子义、孟宪忠、庞元正、阎孟伟、刘森林等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社会哲学思想的研究，李连科、王玉梁、李德顺等对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思想的研究，李文阁、杨楹等对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思想的研究，乔瑞金等对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以及其他众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生态哲学、军事哲学、环境哲学、语言哲学等的研究，从不同领域、视角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社会实践的深层“切入”，表明了当代诸多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遗产，从而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深入解读。不过，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脱离现实问题进行纯粹的文本研究，虽然也具有文献学、考据学等学术价值，但却使研究难以深入展开，从而降低其学术生命力。反之，立足于现实问题的文本研究，才更具有强大的理论穿透力与学术生命力。而各部门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领域、多视角的挖掘与研究，恰恰是以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为切入点，如文化冲突与转型问题，价值重建问题，经济全球化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公平正义问题，等等。这就突破了纯文本研究的平面化特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决当代人类生存困境中的独特价值立体化地呈现出来。部门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智慧的多维挖掘，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并不是某种封闭性的、现成性的、非历史性或超历史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开放性的、生成性的、历史性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部门哲学研究打破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现成性思维与同质性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