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泰勒曾指出，现代性是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母题。从启蒙运动开始，人类文化、社会制度和自我理解都是围绕着现代性问题展开的。不仅现代生活的制度，如市场经济、现代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城市化，现代生活方式，如个人主义、世俗化和工具理性思维等，都是现代性的产物，而且新出现的社会病态现象，如异化、物化和无意义感等，也是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必须面对的问题①。因此，现代性问题在哲学和社会理论中具有核心意义。 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现代性的转向”。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不仅实现了独立，而且实现了富强。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实力和国力的增强，“中国崛起”已成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现代性话语与中国发展道路及命运有了特殊的理论关联。 关于中国崛起的性质和意义，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最典型的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文明秩序转变的时期。金耀基说：“中国的现代性，不多也不少，是指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而“中国的现代性或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是以欧美形态为参照的”②。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必须实现对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现代改造，完成其“未完成的方案”。另一种观点强调，中国的崛起是中华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的特殊成就，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且包含着建构现代性的独特文化和精神资源。大体上说，前者在立场上多少偏向普遍主义，而后者偏向于特殊主义。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西方到底有多普遍?中国到底有多特殊?严格来说，这两种立场都是片面的。 虽然现代性源于西方，但作为现代人类历史的实践“筹划”，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展开和进行着的过程。起源于18世纪欧洲的现代性，迄今为止已经穿越了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横跨了从欧洲到全球的地理空间。在经历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激烈竞争、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侵略和战争破坏、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变迁之后，已不再是“原初”现代性了。在当今时代，现代性不是固定的状态，而是各种力量较量的力场(force-field)。其中，任何原则、力量、要素的霸权倾向都会受到反制和挑战，任何主张和方案的自我证成都必须与他者进行沟通和对话。在这一特殊的时空背景下，不论是在观念形态上，还是在现实形态上，现代性都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面对这一变得非常复杂的现代性，任何简单化的思维不仅在理智上是有缺陷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当今人类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两大问题特别凸显现代性的复杂面相。一是复杂社会中的自由问题，二是复杂环境下人类的共存和发展问题。笔者承认，虽然现代性话语不可避免地会触及文化偏好和意识形态立场之争，但它同时也涉及其自我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之争。为此，笔者尝试着把复杂性意识引入现代性话语，提出“复杂现代性”的新的概念和理论范式。 一、复杂现代性是真实的“故事” 以复杂性理念和研究方法著称的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在《现代性的危机》中就指出，现代性具有歧义性。他认为，在现代世界中，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驱动地球飞速发展的四部发动机。但是，今天这四部发动机皆因其失控而正在使地球陷入困境。如何面对这一困难和复杂的处境，莫兰说：“我不排除不确定性和倒退、甚至毁灭的可能性。但是在生成关于事态恶化发展的戒备意识之后”，仍然存在着“改换道路以谋求一种新的起始”的可能性③。他主张，在思考一切事物，尤其是人类事务时，都要抛弃碎片化、单一性和线性发展的简单性思维，树立以非中心化、歧义性和非线性为特征的复杂性思维。可见，现代性的复杂性是由它自身发展带来的。 其实，对现代性的复杂性的意识并非全新的意识，许多先哲都以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地触及现代性的这一维度。黑格尔是最早意识到现代性复杂性的思想家，也是第一个系统阐述现代性的矛盾和张力的辩证法的思想家。黑格尔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代世界中自由理念和实现条件问题。在文化层面上，黑格尔把康德对人的道德自主性的强调与浪漫主义对个体和共同体的本真性的强调结合起来，既批判了启蒙理性主义的原子式个人自由，也避免了浪漫主义非理性的整体主义意识。黑格尔在《法哲学》中试图把现代性规范与社会制度结合起来，阐述了一个既保护个人自由和自主性，又具有实质伦理性的现代秩序，充分地揭示了现代世界中自由的复杂性，因而可以视为复杂现代性理论的开端。 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关注的也是“复杂社会的自由”问题。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的“脱域”(disernbedded)和“嵌入”(embedded)概念，为理解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波兰尼指出：“制度是人类意义和意图的具体体现。除非理解了在一个复杂社会里自由的真正意义，否则我们就无法得到我们所要寻找的自由。”在他看来，人性的需求和价值是多方面的，不可能靠任何单一制度来满足，正常的社会是复杂的有机体。波兰尼认为，“19世纪社会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④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是普遍的商品化和市场对社会整体的“脱域”，它不仅把土地、货币，而且把劳动力(人本身)变成了商品，市场完全脱离了人性的约束，变成了碾碎一切的“魔鬼磨坊”。在波兰尼看来，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简单化的思维都是有后果的，“自由在法西斯主义面前的彻底破灭，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哲学不可避免的后果，这种哲学宣称权力和强制就是罪恶，自由要求它们从人类共同体中消失”⑤，却没有看到市场的任性和强制也同样是罪恶。为了拯救现代社会中的自由，波兰尼提倡复杂性思维。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生存依赖于双重运动，一方面是从社会到市场的运动，它把人从传统伦理共同体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以生产和消费的自由。另一方面必须有一个从市场到社会的“反向运动”，否则资本主义就会走向极端，陷入危机，破坏人类生存依赖的自然、文化和社会环境。因此，市场经济需要重新嵌入到社会机体之中，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制约。波兰尼认为，合理的社会需要调和生产和消费自由与经济安全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冲突，形成一种能把各种因素结合起来的社会市场经济。在这里，“市民社会的终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市场本身的消失。这些市场继续以各种方式存在，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心的工具；但完全不再是经济自由调节的机制了。”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对私有财产权和经济交换的依赖，波兰尼明确指出：“仅仅只有关于权利的宣称那是不够的，需要让这些权利发挥作用的制度”⑥，为此必须把还未得到承认的公民权利添加到人权法案中去，而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所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