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观念史到思想史 本文的主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也即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思想史研究在英国的演进。我认为这一演进过程也即是从“观念史”到“思想史”的转变过程。“观念史”一词由来已久，至少从17世纪的早期“哲学史”出现以来，这个比较古老的历史门类就一直存在。尽管“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与“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常被当作同义词使用，但我认为二者之间还是有着实质性的区别。 “观念史”的研究对象是抽象概念，观念史学家虽然也看到了承载观念的文本和文本作者，并将所研究的观念与特定思想家联系在一起，但他们所关注的是思想本身，至于思想产生的环境和思想家的具体关切则退居次席。与此相反，“思想史”研究的是历史中的人类活动，其研究方式与政治史、经济史并无二致。这里的观念不再被当做抽象之物来对待，而是将更多的研究精力聚焦于提出观念的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因此，“思想史”关注的是思想家和文本作者的主体行为，即他们是谁、他们是如何论证自己观点的，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些观点而不是其他的观点。 我把“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人类理解他们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将其特征概念化，并进而对其作出前后融贯的论说，以说服其他人信服其论辩之合理性的系列努力”(the efforts of humans to make sense of their world，to conceptualise its features and to argue coherently about them，and to persuade others of the plausibility of their arguments)。我专门将概念化、融贯性和论辩的合理性作为思想史的构成要素，原因在于：尽管思想史家(在有证据留存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单就论辩的简单形式做出很好的研究，但在他们眼中这些论辩是不能和同时代的其他论辩分离开来的，而且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追问，特定时期处于特定语境下的思想家如何评价那些与他相竞争的观点的融贯性与合理性。这一点我在最后还会提及。 故事还得从一个人说起。之所以战后不久英国学界就认识到研究过往思想的旨趣和政治价值之所在，此君可谓做出了无人能及的贡献。他便是观念史的代表人物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 二、柏林的观念史 柏林1909年出生于里加，现拉脱维亚共和国首都，当时属俄罗斯帝国。为躲避俄国革命，柏林跟随他的犹太家庭逃往英格兰，并在那里完成了中学学业，后进入牛津大学。他才华出众，社会适应能力强，并没有因为社会上的反犹偏见而太过苦恼。 学哲学的柏林曾一度醉心于艾耶尔(A.J.Ayer)所推崇的逻辑实证主义，对这种教条式的经验主义和反形而上学的哲学兴味浓厚。但很快他就发现，虽然从周围的哲学同道身上最能收获启迪，但自己对逻辑实证主义已经不再满意，反倒是观念史更有吸引力。柏林的第一本著作有些出人意料，写的是马克思，1939年以《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Karl Marx：his life and environment)为题出版。①这部小传既是马克思的个人生平，也是他的思想描摹，而且柏林在这两方面都流露出对马克思的同情——这是另一个让人大感意外的地方。此后该书分别于1948年、1963年和1978年再版，柏林自己也从未对这本书流露出不满。 二战期间柏林的经历也很有趣，他多数时间在华盛顿担任类似大使顾问的工作，同时还是丘吉尔的私人密使，因此与白宫关系不错。柏林在英美统治集团里左右逢源的能力可见一斑。 上世纪50年代，柏林终于以政治哲学家和观念史家的身份崭露头角。面对西方阵营与苏联的对峙，他为自由主义疾声辩护，并在两场堪称经典的讲座中表达了这种立场：其一是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中批驳历史决定论，其二是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中为“消极自由”相对于“积极自由”的优越性辩护。②这些讲座并不仅仅讲授哲学，而是以历史的方式来组织其观点，常常指涉到历史上持不同意见的哲学家。比如柏林认为卢梭就是“积极自由”的倡导者，而密尔则是支持“消极自由”的代表人物。 与此同时，50年代柏林还做过几位哲学家的专题研究，其中值得注意的包括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柏林通过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提出诠释，两人都是多元价值观的倡导者。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政治所要求的那一套价值观并不必然与我们的道德价值观相重合，而孟德斯鸠则认为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形式的社会和政府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观。柏林的结论是，那种认为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某一套正确价值观的观点是极大的错误。而在研究18世纪另外两位思想家——意大利那不勒斯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和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G.Herder)——的有关作品中，柏林则清晰而自觉地体现了一位观念史学家的素养。这两位一直被忽视的思想家(尤其是维科，在英语国家几乎鲜有提及)在柏林的“发掘”下走入战后的思想界，与18世纪启蒙哲学家相比，他们的思想独树一帜，也正基于此柏林对他们的兴趣与日俱增。柏林认同传统上将启蒙运动视为“理性时代”的观点，并不掩饰自己对启蒙价值的肯定，但他也认为启蒙运动存在一个误区，即将其所信奉的价值普遍化。维科和赫尔德从一个更具历史性的角度审视人类价值和语言的发展历程，构成了对启蒙运动普遍主义的挑战，柏林随后将之概括为“反启蒙运动”，进而又把这种说法用在19世纪对自由主义满是敌意的德·梅斯特身上(Joseph de Mais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