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9级强震突袭日本，日本国民面对大灾时的冷静与从容赢得了世人慨叹，中国也对日本灾后表现出的“国民秩序”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当我们肯定日本地震防灾减灾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不应忘记这个“居安思危”的民族在地震中经历了堪比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福岛核泄漏灾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视灾害防御的国家却一直经历大灾，这看似矛盾的表征值得深入反思。 一直以来，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以下简称阪神大地震)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福岛核泄漏被视为两起相对独立的灾害事件。回顾国内外既有研究，均少有论及两者相互关联的层面。虽然在灾害理论研究中，我国学者早已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灾害链概念，关注到单一或多灾种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但仅限于灾害因子及自然环境变化的要素讨论，忽视了承灾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复杂联系。笔者试图以环境史为研究视角，在较长历史时段中考察日本阪神大地震的记忆变迁过程，探析地震记忆是如何与自然的不确定性纠葛一处，并在“遗忘—记忆”的动态过程中获得了“重要的连贯性”，从而推动日本灾害文化建构实现有效防灾；同时，地震的经验教训又是如何失效，导致“三一一”地震中发生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导致日本走入另一场灾难。探寻灾害历史的生态演化脉络，不仅有助于破除灾难循环带给人类的迷思，还可以为重塑人与自然之关系提供镜鉴。 一、遗忘与阪神大地震的发生 与记忆相对的是遗忘，它体现了记忆的不稳定性也让我们失去了从“过去”获得经验的可能。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寺田寅彦便写下了“天灾总是在我们忘记它的时候发生”的名言，警示后人要保持防灾意识。短短70余年，阪神大地震便成为另一场震惊日本的“意外之灾”，它不但使地域社会遭受重创，甚至打破了日本战后50年创造的地震安全神话。 事实上，阪神大地震的严重灾情正是日本地震记忆危机的反映，而自然在人们记忆变化的曲线间扮演着重要角色。二战后的日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未经历大灾，除1959年伊势湾台风中出现5000左右死难者外，日本几乎未出现大规模人口死亡的自然灾害事件。得益于自然的眷顾，日本开启了经济高速发展期并迅速崛起，日本学者将此过程视为生存的“侥幸”①。阪神大震前，这种幸运之感已四处弥漫，民间甚至广泛流传着“关西地区不会发生大地震”的传言。然而依据自然科学家藤田和夫的“六甲变动说”，六甲山造山运动出现的活断层是威胁阪神地域地震安全的最大隐患。但活断层运动是以数百乃至数千年的时间尺度来计算的，因此对人们而言每次地震都像是一次突然到来的个别事件。历史地震资料显示，10-19世纪以来的千年时段中，阪神地区几乎没有大地震的活动记录。②众多地震亲历者也证实：“自己从未在阪神地区经历过小震，更未从老人那里听到任何有关地震经历的讲述。”③地震的静稳让人的记忆产生了偏差。 与此同时，近代以来以科技为媒介的人化环境发展，改变了日本的自然认知方式。相比了解自然，日本人更倾向于依赖建筑耐震性。④但建筑耐震标准从技术提高到广泛应用，两者并不同步。1971年与1981年，日本曾两次修改耐震标准，连续提高了建筑防震等级。但新标准只适用于新建筑，大量旧有建筑依然存在隐患。不仅如此，日本以往的灾害记忆也未能得到有效的社会整合，转化为连贯稳定的灾害观念意识。二战后，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防灾减灾以保证经济发展成为国家发展的当务之急。以此为背景，灾害的社会记忆运动由此开始。1960年，日本将关东大地震发生日9月1日定立为国家防灾日。1982年，日本确立了防灾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日本政治体制进入“地方的时代”，各自治体纷纷设立县级防灾日。宫城县将宫城县冲地震的6月12日定为防灾日；广岛将曾受暴雨灾害的6月29日定为防灾日；岐阜县将1891年浓尾地震的10月28日定为防灾日等。当原本游离于关西地域空间之外的灾害记忆与漫长的地震静稳期重叠，关西民众几乎已将地震的恐怖遗忘殆尽。 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发生后，造成6434名死难者，43792人受伤，大量城市建筑物惨遭损毁。⑤此震不但标志着日本列岛结束了地震平稳期，进入“大地动荡时代”，更以严重灾情后果成为日本地震灾害史中少数死亡千人以上的地震。⑥ 二、追寻记忆之场：地震社会记忆的再塑与变迁 对人们而言，死亡是灾难冲击最直接的后果，因而围绕罹难者的纪念便为地震记忆保持了最持久的温度。但一场创伤性灾害事件之后，种种教训很难脱离灾害场景得到完全的保留。因此，记忆需要依附特有的符号与象征物以汇聚集体的认同，从而实现记忆的传承。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他的鸿篇巨制《记忆之场》中提出了“记忆之场”的概念，其所指十分广泛，从纪念物、纪念仪式到教育、国境、历史文化遗产、语言文学等都可被视为记忆的装置物。⑦记忆借助“记忆之场”得以表达与释放，但其形式与内容却受到社会框架的约束，使记忆塑造的过程转化为社会各群体复杂权利介入的关系表达。战后日本受到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政府权利被法律约束。这一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国家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的行动能力，以致阪神大地震后政府救灾行动迟缓，社会反而进发了自主救灾的活力，使1995年被称为“志愿者元年”。战后日本地震社会记忆正是在此背景下得以塑造与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