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17)06-0082-23 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和拉美对外关系史中，尼克松政府对智利的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地位。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交政策理论分析，以埃德·考夫曼(Edy Kaufman)为代表。他不仅应用了外交政策行为框架分析来自美国的外部干涉和智利内部的各种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导致阿连德政权的覆灭，还应用了国际危机行为模式框架分析阿连德政府在被推翻前的一段时间怎样认识自己所受到的威胁并对此作出反应。①另一类是国际关系理论分析，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力图在整理出既有研究分析不足的基础上，用进攻现实主义理论做出新的阐释，并结合美国外交原始档案的相关材料加以验证。 一 研究现状 从已有文献来看，如何理解尼克松政府对智利外交政策的动因是相关分析的焦点。已有相关研究多是就事论事的零星探讨且缺乏厚度，可以总结出3类观点：一是阶级斗争论，二是经济决定论，三是权力制衡论。 (一)阶级斗争论 阶级斗争论是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性质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容忍自己的“后院”出现一个以民主选举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权。依据这种观点，尼克松总统非常担心阿连德在当选总统后会与卡斯特罗的古巴相呼应，在拉美地区形成“红色三明治”效应，进而将整个拉丁美洲“红色化”。②在阿连德当权后，古巴间谍以智利为基地，向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输出革命，更加“证实”了尼克松心中阿连德政权的“危险”性。③基辛格认为，阿连德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并且试图把智利带向独裁的共产主义方向，对此美国当然不能心甘情愿接受。④时任美国驻智利大使爱德华·科里也认为，美国有责任阻止持共产主义理念的阿连德破坏智利的民主道路，尽管它以民主的方式实现。⑤美国甚至担心阿连德社会主义的成功会在西欧，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⑥基辛格指出，阿连德的成功也会对西欧各共产主义政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削弱西方同盟。⑦时任阿连德政府的外交部长克洛多米罗·阿尔梅达则指出：智利人民团结阵线以合法的方式获得政权，对美国主导的世界反革命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这是美国对阿连德政府采取敌对态度的原因。⑧从实践中看，美国的确利用各种机会，激化智利的阶级斗争，诱导相关政治力量反对阿连德政府。⑨美国国会在事后的调查中也承认：虽然美国对智利的干涉是不合法的，但却有助于世界上的国家实现民族自决并避免被共产主义控制。⑩ 这种观点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尼克松政府对于智利的种种干涉行为。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学说，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改革损害了“美国和智利垄断资本的利益”“挖了美帝后院的墙脚”，而这是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自然会遭到“美帝”及本国“反动势力”的“暴力颠覆”。(11)阿连德被军事政变推翻后，尼克松政府立即支持了独裁的皮诺切特政权，也证明了处于决策层的美国政治精英所关心的是资本主义能否在智利生根，而不在乎智利是否实行民主制度。(12)然而，该理论所不能解释的是：为何尼克松政府在对智利的社会主义实践持敌视态度的同时，却在考虑并切实改善对华关系，并且对南斯拉夫同样持友好态度?其中，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开始后为历届美国政府所仇视；南斯拉夫是位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地理层面而言，它对西欧的影响应该比智利更大。此外，同为全球帝国主义体系的获益者，西欧国家理论上也应该对阿连德政府持敌视政策，但其为何对阿连德政权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13) (二)经济决定论 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利益是尼克松政府对智利外交决策的决定性变量。阿连德上台之前，智利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依赖外资的局面。外资在智利的投资总额已达到了17亿美元，其中大约有11亿美元由美国的私人资本构成。虽然其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业，但智利的能源、汽车、医药、烟草和石油等领域的控制权也主要掌握在美国公司手中。智利的工业技术和零部件几乎全部依赖北美市场，1971年智利外汇收入的75%都依赖于美国。(14)美国由此在智利获得了巨额利润。对此，科里也提出了“经济利益是美国对智利政策的基础和首要因素”这一论断。(15)学术界同样有观点认为，国家安全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来自商业界的利益集团压力这一重要变量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16)因为阿连德在对一些美资控制的公司进行国有化的过程中采取了不予赔偿的措施，损害了它们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肯定要对智利有所行动。(17)也有观点认为，美国政府担心智利在国有化之后有可能会切断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关系，从而影响自己经济利益的实现。因此美国政府着眼于未来的经济收益，颠覆了阿连德政府并扶植了一个新政权。(18)甚至还有观点认为，美国支持皮诺切特政权的主要目标就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议程。(19) 但是，经济决定论的解释也有薄弱的地方。第一，阿连德政权没有否认并打算切断历史上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局面。在贸易领域，他们非常想维持与美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在经济改革过程中，阿连德政府为了避免刺激美国，一方面尽可能偿还以前对美国公司的债务，另一方面也同意对许多被国有化的企业予以赔偿，比如伯利恒钢铁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美国银行和塞罗铜业公司。(20)第二，美国公司在面临被智利国有化的局面时，彼此之间的步调不一致，没有集体游说以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这说明绝大部分美国投资者对于在智利未来收益与损失的看法不一。虽然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曾经向美国政府提出过阻止阿连德上台的计划，但是美国决策层在此之前已经明确表示要做出行动。换句话说，跨国公司的压力无法解释美国的政策。(21)不仅如此，美国投资者也拒绝过中情局关于破坏智利经济以阻止阿连德上台的建议，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担心智利经济的崩溃会导致自己已有的投资受到损失。(22)第三，基辛格也不认可这种说法，他指出，美国政府“对阿连德感到不安的出发点是国家安全，而不是经济利益”。他们曾经“煞费苦心”不让智利的国有化政策妨碍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事实上，国有化政策始于弗雷总统任期内，1969年时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持事不关己的态度。同年，在秘鲁国有化问题上，美国为了维护与智利左翼军政府的“友好关系”，在赔偿问题上尽可能妥协，“几乎到了破坏法律的地步”。(23)第四，在阿连德政府被美国报复并处于经济困难的时期，西方国家并未彻底切断对智利的金融支持。在1972年年底，西方国家给了智利2.5亿美元的短期信贷支持，比苏联对智利的援助多了1.47亿。(24)甚至有人认为，欧洲和美国的私人资本给予阿连德的经济支持力度，在规模上超过了社会主义阵营对智利的援助。(25)如果阿连德的经济政策真的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势必会对西方其他国家和私人资本强力施压，迫使其在制裁阿连德的问题上和自己保持一致，但美国却为何没有这样做?第五，时任智利外交部部长阿尔梅达也认为美国对阿连德政权采取敌对措施的考虑主要出于政治层面，远非国有化等经济层面的因素所能解释。(26)最后，关于尼克松政府对智利政策是着眼于未来收益和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说法，迄今还没有找到官方材料的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