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17)12-0065-006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爱国运动，不仅揭开了新民主主义的开端，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准备。早在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1](P699)同时，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早已在史学界形成共识并写进教科书。然而不久前，有人对五四运动中学生与政府关系进行了所谓的“再考察”，通过“精心”挑选史料而拼凑出一个“五四运动”，得出的结论竟然是“发现事实完全是另一回事”。其主要依据是：“五四学生运动之所以发生，不是为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学生没有把政府作为反对的目标，政府也没有‘残酷镇压’或‘严厉镇压’，学生与政府的关系并非对立的”，[2]认为学生与政府之间存在良性互动，从而来否定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种观点虽也找到一些史料作为文献支撑，但得出的结论则完全有悖历史事实，需要给予澄清，还原五四运动的本来面目。 一、五四运动的斗争对象是什么 五四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引发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这场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有一个基本事实已经很清楚，那就是引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协约国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一方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属于战胜国的行列。由于这个国际地位，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受尽屈辱，统治集团卑躬屈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特别是袁世凯当权时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使中国丧失了一系列主权。当时中国人民迫切希望能够以此为契机，改变这种国际地位，废除二十一条，收回被德国侵占的山东主权。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前提出了冠冕堂皇的十四条，而善良的中国人却对巴黎和会抱以幻想，天真地认为这次和会召开，中国可以“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与英法美并驾齐驱”。[3] 然而作为一个由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国际分赃会议，从巴黎和会一开始中国就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待遇和作为战胜国之一应得到的尊重。中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之一王正廷说：“我们只被给予了三等国家的待遇。五个主导的战胜国分别是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他们每个国家都被授予五个席位，另外像比利时、巴西和塞尔维亚被授予四个席位，而中国是唯一一个只被分配到两个席位的国家，尽管我们的地域广、人口多。”[4](P79)可以说，事实上中国从出席巴黎和会的开始就处于尴尬甚至屈辱的国际地位。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包括废弃势力范围在内七项的提案和废除二十一条的提案，均遭到拒绝。此刻，中国人对巴黎和会寄予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够顺利解决山东问题，即德国战败后收回对山东的主权。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天经地义的正当要求，竟然也遭到大会的断然拒绝，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权利竟然在和约中明文规定下来。在巴黎和会上，英、法默许日本对山东的无理要求，这是由于此前两国已经与日本就山东问题达到秘密妥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宣战，趁机出兵占领山东。英、法、俄等国希望北洋政府加入协约国，但遭到日本的阻挠。日本与英、法、俄等国密约，以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为条件，来换取日本支持和承认中国加入协约国。这样，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就有恃无恐，蛮横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5月7日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25日，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日本签订《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省之条约》，承认日本关于确定在南满与东蒙之权益和“欣然同意”继承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益的要求。然而令北洋政府难堪的是，日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竟然将此公开了。这样，北洋政府原先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却成为收回山东主权的主要阻碍，“各国执此反唇相讥，谓既已自愿，何又反悔。此为主张失败之最大原因”。[5](P158)1919年3—4月间，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王正廷向上海报界透露，“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该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6](P115)王正廷透露国内有“卖国贼”的信息经各报馆披露后无疑似投入一重磅炸弹，群情愤怒。起初大家怀疑叶恭绰，后又群疑梁启超，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出面为梁启超辩诬澄清，梁启超本人也从巴黎致电国民外交协会自辩。后来真相逐渐呈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是大名鼎鼎亲日派之大金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举国上下舆论哗然、群情沸腾，人民群众对巴黎和会上日本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理、对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的满腔怒火，自然而然就集中到三位卖国贼身上。怒火早在五四运动之前的1919年4月中旬就已经初步点燃了。在驻日公使章宗祥回国之际，日本政要等前往送行，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数百人忽然出现，章氏夫妇误以为留学生来欢送，然而学生们纷纷诘问其卖国行为，并且向其抛掷写有卖国贼三字的旗帜。这一出其不意的事件令章宗祥饱受虚惊一场。 在五四时期，爱国学生的确还没有直接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是从五四运动的斗争指向看，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推翻政府”等类似的口号或行动，斗争的靶子直接指向曹、章、陆三人的卖国行径，实际上是把斗争指向北洋政府及其卖国政策。此外，从五四时期的斗争口号来看，包括“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打倒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据理力争”“保我主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一系列令人热血沸腾的口号，哪一个不足以体现出学生们的反帝爱国之心，不足以体现出学生们对卖国行为的抗争? 二、五四运动取得胜利是北洋政府“倾听国民呼声”“顺应民意”的结果吗 有的人认为，北洋军阀政府罢免曹、陆、章三人以及最后拒签和约，是“倾听国民呼声”“顺应民意”的结果。[2]北洋政府在五四运动中是这样的“开明”“民主”吗?我们不妨来看看以下这些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