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3-2053(2018)01-0037-12 改革开放至2012年期间，中国经济以高于9%的速度持续增长，学者研究认为中国的高速发展根源于资本体现式的技术进步，并取决于进口设备和FDI的增长[1]。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其技术进步主要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对通过基础研究实现原始创新的技术进步路径有所忽略。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统计，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强度普遍维持在19%左右，新加坡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基础研究强度也保持在10%以上，而我国基础研究强度仅为5%，处于严重偏低的水平。基础研究的缺乏将造成我国“只模仿不创新”的局面，最终落入“技术追赶陷阱”。当前世界各国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陷入“长期停滞”困境，中国经济也在新常态下缓慢发展。根据OECD数据统计，21世纪以来，2000-2007年主要OECD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1.02%，但2008-2014年的平均增速仅为0.1%，其中2008和2009年平均增速分别降至-1.01%和-1.64%。经济危机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经济系统重构的良好契机，依靠基础研究来探索技术的原始创新，从而走出危机成为各国科技政策的重点。如果“先引进模仿后自主创新”的模式是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必由之路，那么对正徘徊在技术选择十字路口的中国而言，是否到了自主创新的关键时刻？在自主创新过程中，基础研究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基础，但基础研究是否适合大规模投入受制于一国已有的技术发展条件。怎样的技术差距和技能结构才能支撑基础研究发挥技术进步的作用？对该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利于探索一国技术进步的动力，也为完善科技政策制定和实践机制提供了借鉴。 现有研发与技术进步的文献，主要是基于内生增长理论解释和验证研发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2]，也有学者从科技政策的角度研究政府研发与企业研发之间的“挤出效应”[3]和互补效应[4]。但基于研发活动的异质性来考察基础研究经济影响的文献较为缺乏。在理论上，Aghion和Howitt[5]强调了基础研究在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中的重要作用；Salter和Martin[6]梳理并总结了基础研究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但在实证研究上，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考察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的经济效应[7][8]，既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基础研究投入的关注，又因囿于一国数据，而难以分析受制于不同技术约束的国家之间基础研究技术进步效应的差异。 为此，在前期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采用1998-2012年30个国家①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基础研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从技术差距和技能结构这两个方面研究了一国技术约束对基础研究技术拉动效应的影响。具体行文结构如下：首先，从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两个方面梳理基础研究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并分析了技术差距和技能结构对其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其次，对实证模型设定和变量度量进行说明；再次，利用30个国家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基础研究的技术拉动效应，并对基本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得出相应结论。 1 文献回顾 1.1 基础研究与技术进步 在新增长理论中，研发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之一。而Aghion和Howitt[5]进一步将研发活动的异质性纳入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强调基础研究的经济增长效应。作为研发的一部分，基础研究同样具有“两面性”，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来实现。一方面，基础研究成果具有较强公共物品性质，能够对下游技术应用和开发产生较强的外部效应[9]，进而提升一国的技术吸收能力。Salter和Martin[6]研究认为基础研究存在单向外部溢出，即基础研究能够通过知识生产与积累、人力资本培养以及科技设备建设等途径促进技术进步。而Guellec和Sorger[10]强调了基础研究与其他研发活动之间的双向溢出机制，二者形成知识供给与需求的互动关系，不断为技术进步提供知识资本。另一方面，基础研究是产生“创造性破坏”的关键，通过创新淘汰旧的技术，建立新的生产体系[11]。Aghion和Howitt[5]构建中间品垂直创新模型，论述了基础研究产生新的基础知识，进而推出新的生产前沿的过程。在实证研究中，Narin等[12]研究发现，CHI基于引文分析法定量研究美国技术专利的知识引用情况，结果表明美国技术专利引用的论文73.3%来自公共资助的基础研究。Toole[8]通过对生物医药行业的实证研究发现1%的基础研究投入将通过创新获得43%的收益。 1.2 技术差距与基础研究的技术进步效应 基于技术差距理论，当一国技术刚刚起步时，较大的技术模仿空间给予技术落后国家足够的“后发优势”，更适合通过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获得技术进步[13]。在技术差距较大时，基础研究并不是适宜的技术进步路径，原因在于“挤出效应”以及技术转化两个方面。一方面，较大的技术差距意味着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获得技术进步的成本更小，而且可以消除基础研究所产生的试错成本和时滞成本，带来更大的技术进步[14]。若此时，对基础研究的过度投入则会对技术应用开发活动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技术进步的实现。Prettner和Werner[15]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表明基础研究投资会挤出其他高生产率部门的投资，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技术差距过大也意味着该国自身的技术基础薄弱，无法为基础研究的商业转化和实践应用提供保障。Hammerstedt和Blach[16]研究证实基础研究成果需要借助已有的技术结构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予以试验和开发，而薄弱的技术基础将会切断基础研究技术创新的反馈回路，基础研究的技术进步效应难以实现。此外，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基础研究时滞长、风险大，并不能满足短时间内实现追赶技术前沿的要求，反而会减缓技术追赶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