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观念日趋式微。对劳动的推崇虽然并没有从国家政治生活中退隐，却不再是政治热情之所在，劳动话语的主导性地位逐渐边缘化。在社会生活层面，从事劳动生产已难以被视为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的多元化，通过传统的劳动生产方式所得收入与非劳动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普通劳动者越来越难以单纯从一般性劳动中获得存在感和尊严感。在个体美德层面，虽然在品德教育中还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实际上劳动教育越来越受到忽视。围绕着“劳动”应不应该被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曾经出现了诸多争论，劳动与社会主流价值之间的关系亦趋复杂化态势。 “劳动”始终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概念。若要从总体上呈现和把握当下的劳动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劳动观念的成长变迁史，即从思想史与社会史还原相结合的角度，考察劳动观念在百年中国的历史命运与行程折变，才能更加清晰地理解当前劳动问题的实质及其走向。美国著名观念史家诺夫乔伊指出：“作为观念史的最终任务的一部分，就是运用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试图理解新的信仰和理智风格是如何被引进和传播的，并试图有助于说明在观念的时尚和影响中的变化得以产生的过程的心理学特征，如果可能的话，则弄清楚那些占支配地位或广泛流行的思想是如何在一代人中放弃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而让位于别的思想的。”①在中国现代性与启蒙伦理的历史语境中，劳动观念是如何在同其他观念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成为“占支配地位并广泛流行的”社会观念?取得支配地位后的劳动观念又是如何与其他社会观念深入互动，以新的意识形态重构了国家、社会和个体认同的统一?随着资本力量的强势崛起，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劳动价值观念日益衰落，与之相应的是多维价值观念的光谱，在多元价值的纷争中难以形成统摄性的价值观念。由于具有奠基性价值观念的缺失，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公民身份认同的价值基础和整合问题；二是多重价值观之间难以相互贯通，加大了社会碎片化的风险。 一、启蒙伦理与现代“劳动”观念的觉醒 “劳动”一词在古汉语中很早就已经出现。“劳动”通常指的是一般的劳作、活动。在“大传统”的观念解释中，“劳动”一般被理解为“小人之事”；虽然“勤劳”曾被冠以美德之一，但基本上劳动还只是事生的需要、谋生的手段。古代的“劳动”观念还只是基于生活经验而对某些类型的活动的类称和评价，还没有上升为边界清晰、结构确定的概念②。现代汉语中的“劳动”概念不仅具有了抽象的一般意义——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活动，而且成为了解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术语。 中国社会现代“劳动”观念的觉醒，大致可以“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为标识。1918年11月16日，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民众大会上，蔡元培发表了关于“劳工神圣”的著名演讲③。他指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④“劳工神圣”的口号一经提出，便得到了知识界和劳动界的积极响应，并很快取代“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民国日报》曾发表文章称赞蔡元培的这篇演说，“将众人脑筋里深深地藏着的‘劳工神圣’，一声叫破了出来，于是众人都被他喊着，就回答一声‘劳工神圣’”⑤。这场演讲破天荒获得了社会上无数人的回响和景仰。 在“劳工神圣”的精神感召下，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深入劳工群众进行宣讲，尝试唤醒更多劳工群众的意识。1919年3月，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邓中夏发起了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工人群体和农村进行演讲。1920年北京大学隆重举行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纪念活动，北京大学学生为此罢课一天。李大钊形象地阐述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原因：“希望诸位常常纪念着‘五一’节，把全世界人人纪念的‘五一’节，当作我们一盏引路的明灯，我们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个明灯走向光明的地方去。”⑥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何孟雄等工读互助团的团员在北京发起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游行中出动了两辆标有“劳工神圣”等字样的红旗汽车，并沿街散发了数千张《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以唤起工人为反对剥削、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邓中夏到北京长辛店，向铁路工人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并发表讲演；平民教育演讲团也发表了诸如《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动界》、《我们为什么纪念劳动节呢?》之类的演讲，阐述劳动节的历史和意义。李大钊则鼓励青年知识分子要在农村“安身立命”，认为青年应该一边劳动，一边去做“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⑦。因此，在乡村，除了平民教育的宣讲，一些知识分子还开展了“新村运动”的社会实验，“新村运动”旨在普及乡村教育，主张知识分子下乡参加劳动，如1920年代初王拱璧在家乡创建的青年公学，1930年代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工学团，便是“劳工神圣”这一观念在知识分子中发挥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促进了劳动观念在广大农村人口中的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