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1-0168-09 法国国家科学院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的《近代中国的国家与宗教：宗教政策与学术典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4期)、“中研院”近代史所康豹研究员(Paul Katz)的《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社区宗教传统的主要趋势》(《文史哲》2009年第1期)两篇重要论文对西方学界有关中国宗教问题研究的认真梳理，以及蒋经国学术基金会对吕敏(《北京的寺庙：碑文及口头资料——帝国首都的社会历史》)、高万桑(《近现代中国城市道士与庙宇计划》)、康豹(《1898-1948：改变了中国宗教的50年》)三位国际学者研究计划的资助实践昭示着宗教社会史在海外学界的重要地位。然而，在当前反对碎片化、倡导整体史，构建本土话语体系方面，如何回应西方学界对近代中国宗教社会史研究以及有关典范的总结与批评，如何深入推进中国近代宗教社会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尤其是进一步正确认识近代中国国家、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吸引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本文提出利用近代以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台北等各省市所藏寺庙登记表核心史料，借用量化统计、GIS(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等工具，在构建近代寺庙登记数据库的基础上，尝试对近代中国寺庙的财产、人口、知识等重大问题做长时段、整体性的考察。 一、量化方法与中国历史研究 从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现状而言，量化统计的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早就开始了深入广泛的运用。陈志武主持的量化历史研究班及其推介的中外量化历史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GIS技术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也得到初步运用并开始产生诸多有趣的研究。 从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计量史学在海内外开始受到关注，涌现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但是在大数据的背景下，计量史学或定量研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耶鲁大学、清华大学双聘教授陈志武有关《对人类历史的量化研究告诉我们什么》一文全面阐释了计量史学的重要性。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李中清，作为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倡导者，也是将社会科学的计量方法应用于分析历史数据的先行者。他和他的研究组把历史的和当代的档案资料、社会调查、家谱、碑铭及口述历史联系起来，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建立了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the China Multigenerational Panel Datasets)、近代大学生学籍数据库等多个数据库。这些数据从18世纪一直延伸到21世纪，在史学界掀起了利用大数据研究历史的革命性运动。在继此前人口史、经济史计量研究的突破性贡献之后，李中清及其课题组利用所构建的近代学生学籍数据库，于2012年完成的《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刊发后引起重要社会反响，次年出版的同名专著以扎实的数据证明了中国的高考制度对促进社会流动和保持社会公平具有积极作用，为今后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最近李中清完善了学生学籍卡数据库，正在构建一个个人层面的量化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包括几乎全部清代监生、贡生、举人与进士，多半的民国大学生和多所大学1952-2000年所有毕业生以及2007和2008两年北京大学自主招生的所有申请者。基于这些宝贵的数据库资料，已经初步得出了一些非常有趣与富有挑战性的结论，如中国教育精英四段论以及清代官员中满人占据绝对优势的重要发现。 在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香港中文大学金观涛基于史学家的工作走入“愈发琐碎的考证的泥潭中”的担心，构建了跨越100年(1830-1930)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确实在解决近代观念史研究的诸多重大问题上展现了强大功能。[1] 华中师范大学以马敏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史、教会大学史等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在海内外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在计量史学方面，早在1997年马敏入选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后，就开始从事“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统计研究”这一跨学科研究。这项研究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量化研究尚不足的薄弱环节，借鉴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及现代科技，突破传统史学模式，引入计量史学的方法，尤其是通过若干指标体系的建立，来具体说明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并进而提升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提供一个比较可信的参照系数。马敏除先后发表《建构民国时期(1912-1949)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几点思考》《民国时期政府统计工作与统计资料述论》等文章外，还主编了《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统计资料汇编》(未出版)。 在互联网以及信息技术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传统历史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构建大规模量化历史数据库，并开展定量研究。自2011年以来，国内多个权威杂志发表了系列量化历史研究的研究成果或系列笔谈。如《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曾组织李剑鸣、王晴佳、王家丰、马勇、王旭东和刘军等数位历史学者笔谈“互联网与史学观念变革”这一主题。《史学月刊》从2015年第1期起开设了“计算机技术与史学研究形态笔谈”专栏，首期邀请了余治忠、王子今、王文涛、陈爽、周祥森等五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参与笔谈。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与清史研究”学术工作坊、《史学月刊》与南开大学“新史学青年论坛：大数据时代的史料与史学”学术讨论会的成功举办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对量化历史、数字人文的高度关注。 李中清及其课题组在《无声的革命》之后，近年来连续发表了多篇量化数据库的理论总结论文。①梁晨在总结构建学生学籍卡数据库经验的前述文章中，肯定地强调数据库方法对于历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和广阔发展空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采用数据库这样的新方法可能并不容易，但又似乎是必须推进的工作。通过对覆盖广、跨度长的大规模历史数据库研究，我们不仅能发掘出多方面、不同于一般传统认识的史实，更可以通过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变，带动相关学术领域旧有理论体系的更新演进。只有综合利用社会统计学、长时段历史分析等多种方法，才能将数量庞大但内容繁杂、信息零碎，看似“无喙下嘴”的学籍卡材料变成特别难得的宝贵的可研究对象，从而有可能透过他们发掘出大量的“新历史”。[2]李中清进一步强调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或将从过去“作一幅画”的状况转变为“拍一幕戏”，即从过去绘画创作般的独立性、整体化个人工作转变成戏剧表演般的系统性、分工化的集体工作。就历史学而言，互联网时代将逐渐呈现出连接化、数据化、协同化和集智化的新特征。连接化指历史教学的方式转变，同学与老师、同学与同学之间从过去的彼此疏离走向相互联系；数据化指历史材料的形式转变，使史学研究从以定性分析为主走向定性与定量混合研究；协同化指研究者独立工作的比重减少，团队化和合作研究成为新趋势。基于此，研究逐步集智化，使史学研究从惯常的“一家之言”转变为“百家争鸣”。这些转变很可能会帮助历史学克服近三十年的重重“危机”，跟上时代的潮流。[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