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7)04-0047-10 甲午战争是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一事件的起因、经过及其后果，一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中外学界的关注。20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在甲午战争起因方面，展开了一次小小的交锋。交锋的一方是美国东亚史研究代表学者魁特(Payson Jackson Treat)，另一方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蒋廷黻。这次交锋的过程展现了以蒋廷黻为代表的、具有开创性的一代民国学人，究竟是在怎样的中外学术话语系统中定位自身，并在兼顾调和与超越西方的过程中，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定下了研究基调的。而交锋的结果亦对反思现代化史观派在学理与实践上的问题提供了素材。因而，这段发生于20世纪三十年代、中美学界关于中日外交关系的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的学术交锋，不仅有学术史的价值，亦对百年来中国学术寻求发展之路的得失，具有启发意义。 魁特是当时美国美日关系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①，其代表作《美日外交关系史(1853-1895)》(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1853-1895)于1932年出版了前两卷，因其首次大量系统地利用当时新出版的美国国务院档案，立即受到美国学界的关注并得到高度评价②。该著不仅奠定了魁特在美国与东亚外交关系领域的权威地位，也成为一部长期被中国学者作为参考和引述对象的论著，尤其是第二卷中关于甲午外交的部分，“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重要参考书”③。 当时，由于缺乏史料，甲午外交是甲午战争史及东亚外交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部分，可以说，谁能掌握史料，谁就能优先掌握这一领域的发言权。魁特利用美国开放档案的时机，对中国的甲午战争外交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而在中国，利用个人力量，蒋廷黻等少数学者也极力挖掘清室遗留下来的档案，终于在1929年前后发现了《筹办夷务始末》这一大型档案资料，并迅速开始了研读、摘编及向世界推介的行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早的倡导者罗家伦赞誉蒋是第一个“能用中外材料作比较研究”的人④。利用这批档案，他于1932年，以李鸿章为中心，提出甲午战前十年中国朝鲜政策变化论： 甲午之战是从高丽问题起的。这个高丽问题是什么呢？因为经济及地理的缘故，日本对高丽早存了控制或并吞的野心。同时自西汉到满清，高丽大半时是中国的藩属。但中国的宗主权并不积极，普通可说是限于礼节。到光绪年间，中国对高丽的政策就大变了。从光绪五年到十年，李鸿章竭力怂恿高丽与西洋通商国家订条约，想借他们的力量来抵抗有政治和土地野心的日俄。……从光绪十年到二十年李鸿章和袁世凯放弃了这种国际化高丽的政策，反而行了积极的政策。……到了甲午年，日本在高丽的政治势力几等于零。日本此时不能不动手了。⑤ 也就是说，到1932年左右，以蒋廷黻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史学界与以魁特为代表的美国东亚史学界，已经依据各自的档案史料初步构建起了自己的甲午战争观。不过，到1933年，蒋廷黻专门以英文发表他关于甲午起因的研究，题为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1870-1894，综合分析了甲午战前中日外交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而促使他写作此文的直接原因，是当时魁特在《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创刊号上发表题为《中日早期外交关系》(Early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的论文。针对魁特此文的问题，蒋廷黻展开了批评，魁特也给予了回应。 东亚研究的史料原则：反对缺席审判 蒋对魁特的第一个批评就是研究与中国相关的外交史问题，却完全不使用中国的档案史料。他指出：“中日外交关系史首先应该建立在中日两国的资料上。”其实，这条浅显的原则本不必特别提出，因为，“在欧美，没有哪个学者会不考察法国和德国的档案就研究法德关系”。然而，“同样是这些学者，过去却毫不犹豫地在不用中国和日本的档案的情况下就对中日关系下了结论。看起来，他们觉得历史研究的基本法则并不适用于东方。”⑥因此，蒋廷黻再次强调中国拥有自己的档案，而且这些档案必须得到西方的足够重视：“辛亥革命后，政府档案被移交给故宫博物院。其中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印刷材料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事实上，过去三年间，中国外交资料的出版非常迅速、卷帙浩繁，也就是说，整个研究领域已经完全向学者开放，过去对中国外交的老的估计必须被修正了。”⑦ 蒋廷黻很可能是最早向西方展示《筹办夷务始末》文件的学者。事实上，早在以《筹办夷务始末》为代表的一大批清季外交档案正式出版之前，他就在英文论文中运用了其中一些文件。1929年，在一篇发表于《剑桥历史杂志》的英文论文中，他首次利用了当时尚未出版的《筹办夷务始末》中的三份档案。⑧此后，他主要在中华政治学会的会刊《中国社会与政治学报》(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⑨上利用新出史料发表英文札记及论文⑩。1930年，《筹办夷务始末》正式出版。1931年，蒋廷黻向西方学界大力推介包括《始末》在内的新出版的中国档案史料集(11)。在他看来，这些档案史料的出版，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一道曙光，“是所有研究中外关系的学者所欢迎的一件大事。”(12)因这种亲自发掘史料、促进档案的出版、首先将原始档案应用于史学研究的经历，1931年，蒋廷黻提出了研究外交史的一条基本准则：“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