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8)01—0108—14 晚清以降，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与本土经验的结合下，民族国家建构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核心话语与集体诉求。①然而，面对传统中国多元族群并存的现实环境，近代中国的国族建构一开始就与民族、领土问题相互纠缠。因此，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内容就是确定中国的“民族”疆界，对人而言是建设“中华民族”，对空间而言是确定“中国领土”。②为构建全新的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知识界在近代中国“旧邦新造”的学术转型话语中，在时间层面，透过浸染民族主义与启蒙思想的“现代史学”话语，从而建构一套新型的共享民族历史知识与记忆，以确定“中华民族”的同一性③；在空间层面，则通过大规模的近代地理志书编写与地图测绘，以确定近代中国的领土空间。这种详细划分的民族国家知识建构，力求将中华民族在时空上整合为一体。换言之，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中，往往通过历史记忆与地理陈述持续互动的方式，共同论证传统中国经过漫长的“领土历史化和历史领土化的过程”④，最终走向成熟的民族国家。 在新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历史地图编绘以其连接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优势，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学术话语中最重要的空间体验与知识符号。自清末开始，通过设计新的历史地图论述，借以证明中国现实疆域空间所具有的历时性的深度联系，这种视觉化的历史空间书写逐步成为近代中国培养民族感情与国家观念的关键之举。近年来，地图学史的研究越来越注重从“知识史”的路径阐释地图编绘背后的文化权力运作与知识建构方式，然而，目前我们对近代中国历史地图编绘史的研究过多聚焦于编绘技术的演变方式，特别是图绘内容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未能将历史地图这一独特的地图文本放置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社会语境中。⑤在本文中，笔者旨在考察清末民国中国历史地图编绘的知识建构过程，通过比对不同历史地图文本论述中的持续性与断裂性，找寻近代中国领土空间建构与历史空间书写之间的纠葛关系，进而反思历史疆域与现实领土、国族建构与学术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 九州图式与近代困境：传统王朝国家语境下的历史地图编绘 在中国传统“王朝国家”时代，通过历史地图考证古代地理问题一直是个传统。一般而言，通过考证《禹贡》经典文本，进而梳理王朝疆域版图内的政区沿革，以确定王朝国家时空秩序的法统性，这成为历代王朝对疆域空间进行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⑥自汉晋以来，历代王朝知识阶层所编绘的各类历史地图层出不穷，或为解经之用，或为读史之助。这种基于“王朝地理学”话语体系中的历史地图编绘，往往带有论证传统政治空间秩序的意义，成为王朝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⑦特别是在晚清危殆的政治局势下，通过对古今政区沿革空间的刻绘，总结其中“治化兴替，利病之由，形势轻重，兵家胜负之迹”，⑧进而巩固王朝统治，这不仅是19世纪后半期中国历史地图编绘的主要目的，亦是传统中国沿革地理学兴盛的标志。⑨其中，杨守敬等人编绘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与《历代舆地图》，在远绍道咸学风之基础上，“创为读史地图”。⑩该图比此前任何一套历史地图都更为详尽准确，堪称是传统王朝国家语境下最权威的历史沿革地图集。(11) 细究以杨图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历史沿革地图文本，可知其编绘方式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首崇“九州”，即在开篇阐释《禹贡》九州的大致范围，并以山川为纲，“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作为华夏地域空间的法统性开端。二是以朝代为纲，以历代正史《地理志》所载王朝政区疆域作为图绘内容，通过描绘历代王朝版图内地理沿革的空间过程，来确认王朝空间秩序由高到底的层次性。三是附以历代“四裔图”，通过对古今“华夷秩序”的描绘，来确定“中心—边缘”文明圈层的差序格局。换言之，中国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的编绘，作为王朝国家疆域秩序与政区定位的时空档案，其上溯九州是为说明王朝疆域的法统背景；正面标示历代正史地理志所绘疆域则是象征王朝正统性的地理框架；对历代周边蛮夷分布的描绘则是王朝“大一统”背景下“天朝万邦”政治秩序的有力体现。这种基于王朝国家话语下的中国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编绘，通过对华夏空间“正统性”与“华夷秩序”的强调，进而建构出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九州图式”，这成为帝制时代评价王朝“疆域空间”正统性的核心话语。(12) 应该看到，上述以杨图为代表的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编绘，往往重点描绘长城以内中原王朝的疆域空间，而对周边民族地区的描绘甚少涉及，即使偶有论说，亦是一种陪衬与点缀，(13)故王朝国家语境下历史沿革地图的编绘虽蔚成大观，隐含的却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汉族空间”中心意识。(14)然而，在晚清业已开始的民族国家建构中，这种基于王朝国家秩序的历史沿革地图编绘，不可避免地走向近代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时间层面，就是要突破传统王朝国家承续的历史循环结构，展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必然性；表现在空间层面，就是要突破传统疆域叙述中有边无界的“疆域空间”，论证现代中国“领土空间”主权建构的合法性；表现在主体层面，就是要突破以汉族为中心的主体叙述模式，展示中国境内各族群经历了怎样的融合过程，最终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主体过程。 最早注意到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编绘局限性的是日本学人。明治二十九年(1896)，重野安绎与河田罴编辑出版《支那疆域沿革图》，各图内容虽以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为基础，但多有增删。底图则采用现代精确测量图，编绘夏至清历代疆域图共计16幅，可以说是首部新型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前后修订达7版之多。(15)与中国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相比，这部《支那疆域沿革图》在历史空间书写上独具特色，特别注意对中国边疆民族地理空间的叙述与表达。诚如编者“例言”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