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城市之間的關係，一如兩個人，有時候，物理距離很近，但心理距離很遠，咫尺天涯；有時候，物理距離很遠，但心理距離很近，天涯比鄰。上海舆澳門，即屬後者。這兩個城市雖然相距遙遠，但自鴉片戰爭以後，隨着上海被開闢爲通商口岸，西人來滬日多，西風拂滬日強，兩城市風格日益相近，氣味日益相投，其聯繫也日趨密切。從《知新報》的創辦與上海城市的關聯程度，《知新報》對於上海城市的關注，對於上海信息的重視與轉發，可以清晰地看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滬澳之間，已經構建起聯繫廣泛、快捷而密切的信息走廊。 一 《知新報》帶有濃重的上海文化氣息 《知新報》的辦刊人員、宗旨、風格，本脫胎於上海《時務報》。 《知新報》之創辦，創議出於康有爲(1858-1927)，藍圖出於梁啓超(1873-1929)，經費、報務成於何廷光，其經理康廣仁(1867-1898)，主筆梁啓超、徐勤(1873-1945)、劉楨麟等，撰述何樹齡(1868-1908)、麥孟華(1875-1915)、譯員康同薇(1878-1974)等，或是康有爲弟子，或是其弟、其女，即使不是弟子、親屬，也是康有爲思想的信奉者、追隨者。這些人中，有些人(如徐勤、康廣仁、何樹齡、麥孟華)原先就在上海生活過，參加過上海強學會、《時務報》、不纏足會、中國女學會的活動。《知新報》骨幹人物徐勤、何樹齡，1895年在上海任《強學報》筆政，《強學報》停辦後，二人又擔任過《時務報》筆政。他們到澳門辦理《知新報》，將其在上海的辦報經驗與風格沿襲下來，使得《知新報》成爲《時務報》第二。誠如施欣所論： (《知新報》)繼承和發揚《時務報》的理論特色和辦報風格。縱觀該報報章的格式、編排的體例、版面的設計等均延續《時務報》的風格與傳統，在政治立場和價值取向上基本上是《時務報》的“跟班”和“影子”，甚至是完全的“翻版”與“複印”，因其觸及民衆的思想深處、符合大衆的口味需求，收到了預期效果，並一度大放異彩，獲得讀者的喜愛與好評。翻閱和檢視《知新報》，我們不難看出《時務報》對其影響之大、作用之深。從某種意義上講，《知新報》就是另一個版本的《時務報》，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時務報》第二”。① 就報刊出版而言，澳門的傳統比上海更爲悠久。澳門在1822年就有《蜜蜂華報》出版，是學界公認的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報紙，但因其爲葡文，出版時間又短，僅歷時年餘，對華人社會影響甚爲有限。就中文報刊而言，澳門第一份中文報刊是《鏡海叢報》，發行時間爲1893年7月18日至1895年12月25日，共發行125號。此報雖然也有國內國際新聞，也有少量政論文章，也發行到上海、蘇州、杭州等地，對日後澳門中文報刊也有一定影響，但由於此報旨在溝通澳葡當局和澳門華人社會，發行地主要是廣東，特別是港澳地區，其影響依然比較有限。② 就中文報刊而言，上海比澳門有更爲豐沛的傳統。從1857年創辦的《六合叢談》、1861年創辦的《上海新報》、1868年創辦的《教會新報》(後改《萬國公報》)，到1872年創刊的《申報》、1893年創辦的《新聞報》，其間還有江南製造局連續出版多年的《西國近事彙編》、傅蘭雅(J.Fryer，1839-1928)主編的斷續出版多年的《格致彙編》等，這些在晚清中國都有重要影響，也使得上海成爲晚清中國中文報刊之大本營。梁啓超在上海主編《時務報》時，就從上海報刊傳統中汲取了許多營養。在制訂《知新報》規劃時，他有意識地將上海傳統融化進去。他在《知新報敍例》中明言，上海的“《西國近事》《格致彙編》，惟彼二種，頗稱美善。雖匪語於大備，乃有助於多識”；《知新報》注重翻譯《西國近事》與國外格致新知，就是賡續上海此前的出版傳統。③他在致汪康年(1860-1911)信中亦稱：澳報“一、多譯格致各書各報，以續《格致彙編》。二、多載京師各省近事，爲《時務報》所不敢言者。三、報末附譯本年之《列國歲計政要》。其格式，一依《時務報》”④。 就辦刊實踐而言，《知新報》的政論，如《地球大勢公論總序》(第2冊)、《萬國公政說》(第5—6冊)、《地球六大罪案考總序》(第9冊)，所介紹國際知識，如《英國議院開議》(第1冊)、《法國厚兵防英》(第2冊)、《美國民主佈政》(第4冊)、《德國使臣回音》(第5冊)，延續的是《萬國公報》《時務報》傳統；所譯介的科技知識，如《開墾種茶》(第1冊)、《蘿蔔之利》(第1冊)、《氣球探營》(第2冊)、《採金器用》(第2冊)，延續的是《格致彙編》傳統；所譯《列國歲計政要》，延續的是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傳統，連書名也是沿用江南製造局連續使用多年的老名。《知新報》的發行網絡，包括各地派送點，就是借用《時務報》的原有網絡，由時務報館代理。⑤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知新報》創辦伊始，即在上海設立分館，館址先在四馬路石路(今福州路福建路口)的時務報館內。其後凡四遷：先是遷往新馬路梅福里(今新閘路黃河路以東)；後因“嫌其地太僻”，仍遷回四馬路時務報館內，時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六月；⑥四個月後，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又遷到大馬路泥城橋東第四家大同譯書局內；⑦戊戌政變以後，分館再一次遷移。《知新報》告示，“上海本分館今已他徙”⑧，但沒有注明所遷處所⑨。《知新報》此後再無在上海設立分館的記錄，但是否還有分館存在，待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