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美国“会议货币专使”精琪访华，开启了中国近代关于币制本位问题的探索。研究清末币制改革的著作多会提到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①但专题论文尚不多见，目前见到的有韩国学者丘凡真的《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与晚清币制问题》一文。②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中美关系史和币制史角度，利用中美两方资料，对精琪币制改革方案重新做一探讨，并就该方案遭否原因与丘凡真商榷。 一、清末币制改革及精琪来华之缘由 清末划一货币改革虽然被写入1902年和1903年的中英、中美和中日商约，精琪货币改革方案确乎也与商约规定的划一币制改革精神相一致，并且美国政府还有意将它与商约货币改革条款联系在一起，但精琪访华系出于清政府的邀请，是清政府的主动行为，与商约规定并无直接联系。清政府邀请美国帮助中国币制改革的目的，是要解决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因国际银价跌落、金银折算亏累所造成的财政损失，尝试引入金本位制。 如所周知，晚清货币制度混乱，严格来说并无货币本位制度，勉强言之，实行的是银铜本位货币政策。但国际货币制度在1816年英国颁布金本位货币法，规定1英镑黄金值为7.32238克纯金之后，开始由金银复本位制进入金本位制时代。在英国的影响下，至19世纪70年代欧洲诸国普遍采行金本位制：1870年德国正式采行金本位制；1873年，挪威、丹麦、瑞典三国成立货币同盟，一致宣布采行金本位制；1874年，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一致限制银币铸造，1878年宣布采行金本位制。美国也于1873年停止银本位币铸造权，并于1900年正式采行金本位制。日本则于1897年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行列。③至19世纪末，金本位制已成为世界各大商业国的唯一本位货币制度。 随着金本位制的确立、白银的非货币化以及世界产银量的提高，国际银价也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长期跌落阶段。受此影响，中国银币与金币的比价在70年代跌破16∶1之后，一路走低，到1895年跌至31∶1，1900年再跌至33∶1。 国际金本位制的确立及随之而来的国际银价的跌落，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实行银本位制的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处于不利地位。银价跌落不但导致中国在国际贸易和经济交往中的购买力下降，而且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战费借款41546140两，赔款借款309367550两，总计350913690两。由于这些外债都以外币为单位，随着银价跌落，清政府每年还本付息都要承受一笔额外的“镑亏”，即汇率比价的亏损。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甲午战争前后，一些稍具世界知识的官员和士人，如通政使司参议杨宜治、户部郎中陈炽等人，即建议中国仿用英镑，铸造金币，指出镑价上涨，中国损失巨大，“征收所入，使费所出，无不加倍吃亏，借款一项，吃亏尤巨而久”；④因此，中国“欲收利权，欲兴商务，非自铸金钱不可”。⑤但他们的建议并无切实可行的操作性，因此均未被清政府采纳。对于杨宜治提出的铸金币的建议，户部以“外洋能否一律通用，本部殊难悬断”而不予考虑。⑥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不但向中国勒索4.5亿两庚子赔款，而且还额外提出“还金”要求，即要求将赔款折算成各国货币支付。由于银价跌落，根据当时国际货币汇率，清政府每年在支付赔款本息之外，还要支付300万两左右的“镑亏”，加之庚子赔款分39年还清，本息达9.8亿两，每年的“镑亏”将是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清政府为消除在支付外债和赔款中金贵银贱带来的额外负担，开始认真讨论引入金本位制问题。 1902年底，清政府致电驻美代办沈桐，授意他与跟中国有共同利害关系的用银国墨西哥商议对策，就如何稳定银价问题寻求美国帮助。1903年1月22日，沈桐照会美国国务卿，提交备忘录，正式请求美国政府出面帮助稳定金本位国家与银本位国家之间的货币比价。在这份长达千余言的备忘录里，为争取欧美国家支持中国的货币改革，清政府刻意隐去减轻“镑亏”负担的真实用意，声明“并非出于狭隘和自私的动机”，一再强调稳定国际金银货币比价，不但对银本位国家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有利于保护和促进欧美金本位国家在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符合各方利益，称“任何两国之间安全而有利的贸易，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货币的相对稳定”。⑦因中、墨两国的请求，美国货币专家很快拟订一份维持银价节略，拟将银与金的比价维持在32∶1价位上。1月24日，沈桐致函外务部，表示“若照此价，则库平百两可得美现行之金钱七十四、五元，不特各国使馆免捉襟露肘之虞，即赔款还金也有因利乘势之便，一举而数利具，方今理财之策，莫要于此”。⑧1月27日，沈桐又致函外务部，进一步就币制改革问题提出“铸金钱”、“存金款”、“铸银圆”、“收金税”、“严金禁”、“开金矿”、“设银行”、“借国债”、“用金票”九条具体建议，主张仿照美国和日本做法，采用金本位制，指出若不行改革，“窃恐海外各邦握财用之权，而制其轻重，凡用银各国固同受害，而中国分年偿款，所费尤巨，若束手待毙，终有财穷力竭之时”。⑨2月25日，外务部收到沈桐的建议后大为赞同，于3月16日即上奏朝廷，建议采行，指出“近因金价日昂，较之二十年前不止贵加一倍，以致洋债赔款筹补镑价，亏累无穷，其故因环球各国用金者多”。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也十分重视外务部的上奏，当日就下达朱批，著政务处会同户部议奏。⑩ 对于清政府的货币改革请求，美国政府做了积极回应。1903年1月28日，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将1月22日沈桐及墨西哥驻美大使的照会和备忘录呈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建议总统提交国会授权行政部门，同意美国给予支持，以实现中、墨两国的目的。他指出币制问题不但对美国和其他享有赔款份额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和她的未来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次日，罗斯福总统根据海约翰的建议，致函国会，建议国会授权。(11)在国会批准后，3月3日国务院即成立国际汇兑委员会(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以蒙大拿州财政局总办罕纳(H.H.Hanna)、美国银行总办高兰(Ch.A.Conant)及康奈尔大学财政学教授精琪(J.W.Jenks)为委员，负责推广金本位制度，并由国会拨款5万美金，作为此项活动经费，并将此决定通报中方。(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