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后，随着日本继承俄国在“南满”的权益，完善在该地区的通信网络成为其在东北扩张的迫切需求。日本先后接管韩国的电信事业、将战时军用的电信设施开放民用，加强了“满洲”、朝鲜半岛与日本本土之间的通信网建设，此举影响到拥有中国对外通信专利权的大北、大东电报公司权益，也给东北亚国际通信环境带来了新的变化。①另一方面，清政府不仅试图收回被日本、俄国侵占的东三省电信利权，也希望利用这一契机，寻求中日韩之间直接通信的可能性，以摆脱中日之间大北电报公司通信专利权的桎梏。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东三省电信交涉即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关于晚清中日之间的电信交涉，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围绕朝鲜半岛、闽台、日台之间电信问题的中日角力。②而东三省的电信交涉包含多个层面，既有海底电信线的连接、管理及中韩边境接线等传统问题，又涉及铁路附属地内外国电信局与中国电报局之间互相传递电报等实际运用问题，学界虽就双方交涉过程有所提及，但限于史料，对于清政府内部决策过程与交涉中方针的变化、国际形势变化对既有通信体制的冲击以及第三方因素对交涉的影响等仍有待深入探讨。③本文拟利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台北“国史馆”藏邮传部档案及日本外务省、英国外交部等史料，更为系统地考察清政府的应对，厘清围绕东三省电信利权的中日交涉过程，并兼顾东北亚国际通信环境的变化，阐明影响中日电约缔结的国内、国际要素及实际电信运用中的问题。 一、1905年北京会议与中日初期交涉 为筹备海防，1884年9月李鸿章奏请在修建北塘至山海关电信线的基础上，由山海关延长至营口、旅顺，正式开始东北的通信网建设。此后逐渐扩展，至1900年东北境内已有电信局所22处，电线总长达8500余里。④由于其目的重在国防及保障官电畅通，因此形成的电信网仅仅覆盖了东三省的主要干线。1896年9月，清政府与俄国签署《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其中第6条规定“凡该公司建造、经营、防护铁路所必需之地，又于铁路附近开采沙土、石块、石灰等项所需之地……准其建造各种房屋工程，并设立电线，自行经理，专为铁路之用”，俄国藉此获得在铁路附属地内架设电信线的权利，成为其在东三省扩张电信的嚆矢。⑤ 庚子事变后，东北境内的电信局、所及杆线或遭义和团民破坏，或被俄军占领，几乎无一幸免。俄国在占领东北全境后又于1900年委托大北电报公司铺设旅顺至烟台的海底电信线。1902年清政府根据与俄国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收回了奉天、新民、锦州三个电报局。翌年，督办电政大臣袁世凯派遣道员陈同寿赴东北筹划修复通信网，但又因日俄战争的爆发而中断。 日俄战争时期，因清政府的“中立”政策，清军均退至铁路沿线两旁的60俄里之外，并通饬东北各地，宣告由俄军自行保护铁路电线。⑥另一方面，日本于1904年3月9日切断了上述的烟台—旅顺间海底电信线，封锁了旅顺的对外通信，并于同年5月开通了佐世保至大连的海底电信线，这是日本修建的首条连接海外大陆的海底电信线，在战时的军用通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⑦随着战争的主战场移向辽东半岛，日军在所到之处均铺设电报电话线，而原属清政府的电杆、电线、电报局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⑧战争期间，东北的22个电报局除锦州、新民府外，均处于瘫痪状态。⑨ 当美国有意介入调停后，清政府迅速命出使大臣积极收集所驻国政府动向，并要求各地督抚就东三省善后方略及应对日俄和谈的方针上奏具体意见。在电信方面，日俄《朴茨茅斯和约》签署后，清政府于1905年9月9日即由中国电报总局洋总管德连陞(F.N.Dresing)⑩照会日本递信省，提出“鉴于商业及政治上的重要性”，希望率先就修建旅顺或大连与烟台之间的海底电信线及中韩之间的通信问题与日方进行协商。(11)如下文所述此举出自电政大臣袁世凯的授意，主要基于如下考虑。第一，烟台是京津地区与上海之间电信线的中转要地，庚子事变时德国擅设烟台—青岛—上海线，大东与大北公司又先后铺设了烟台—大沽线、烟台—威海卫线、烟台—旅顺线，为避免重蹈覆辙，清政府希望通过尽早协商烟旅海线保护在烟台的中国电报局权益。第二，中韩之间横跨鸭绿江的九连城—义州线毁于中日甲午战争后，因韩国拖欠中方垫付的建设费用一直未被修复。(12)此外，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全面接管韩国的电信事业，并随着战线的扩大，在东北多处设置军用通信所，架设军用电话电报线，侵害了中国的电信主权，因此，该问题也亟须解决。(13) 日本收到清政府的照会后，因忙于批准《朴茨茅斯和约》的手续及准备中日之间关于东三省善后的谈判，并未及时回复。但9月底有传言称俄国意图通过大北公司向清政府转让烟旅海线后，日本外务省与参谋本部迅速作出反应，命驻天津总领事伊集院彦吉向袁世凯确认此事。袁世凯则借机提出该海线可由中日合办，并向伊集院探询日本意向，驻华公使内田康哉遂向外务省建议可利用袁的想法进行交涉。(14) 1905年11月，根据《朴茨茅斯和约》，日本为继承俄国在东北的权益与清政府在北京商议善后事宜。中国的全权大臣为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直隶总督袁世凯，参赞官为署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署外务部右丞邹嘉来、商部右参议杨士琦、翰林院检讨金邦平、商部主事曹汝霖任书记官。日本的全权大臣为特派全权大使外相小村寿太郎、特派全权公使内田康哉，参赞官为外务省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公使馆书记官落合谦太郎、郑永邦、外务书记生高尾亨任书记官。会谈地点设在北京锡拉胡同练兵处(15)，自11月17日至12月22日共计举行22次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