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12.41；K56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8)01-0097-12 1885年4月英国制造的巨文岛事件，备受中外史学界关注，史家在阐述甲午战争前的东北亚国际关系时，皆不惜笔墨进行论述。综合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点：巨文岛事件既是英俄矛盾在东北亚地区的续演，又是英俄争霸的结果；英国为备战“英俄战争”占领巨文岛，此举彻底改变了东北亚的战略格局；①中国在此事件中利用英俄矛盾，开展“以夷制夷”外交活动，维护了在朝鲜半岛的宗主权。②其中，强调“英俄在东亚地区争霸”这一历史背景来考察巨文岛事件，是中外史学界研究的重点。这些研究成果既从宏观层面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也在实证研究层面揭示了事件的详细经纬。 表面看来，学界的说法不无道理，但历史的真相并非仅仅如此，隐藏在背后的远比呈现出来的要复杂的多，丰富的多。英俄争霸并非始于19世纪80年代。若仅从英俄争霸这一视角考察英国占领巨文岛之举，早在二三十年前英国就可能占领此岛了。事实上，英国在1885年4月占领巨文岛、又在1887年2月撤出此岛，其背景和目的，远非学界所理解的那样单一。 笔者认为，英国占领巨文岛，一方面缘于英俄争霸、包括1885年英俄在阿富汗冲突的事实。但是，更直接的原因，则与1885年前后朝鲜与日本频繁挑战中朝宗藩关系造成的动荡局势密切相关。揆诸史料可以发现，在历史表象的背后，英国占领巨文岛，正是以“甲申政变”之后中国的宗主权受到严重挑战为契机，以实现英国策划的由“中国保护朝鲜”的战略计策为真实意图。这也是英国为何在英俄阿富汗危机解除之后，仍然继续占领巨文岛，直至1887年方才退出的原委。遗憾的是，学界对此却少有深入论及，特别是在分析英国占领巨文岛的原因时，过多强调了英俄在世界范围内争霸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忽略了时间节点上固有的历史事实，导致研究呈现出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现象。 有鉴于此，笔者试从“甲申政变”前后朝鲜局势与英国制定东北亚外交政策的关系这一视域出发，以1885年4月占领、1887年2月撤退这两个时间节点为问题意识，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探讨分析，以期揭开巨文岛事件背后隐藏的历史真相，阐明甲午战争前英国东北亚外交政策与强化东亚宗藩体制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日渐恶化的东北亚局势 (一)朝鲜“背清亲俄”损害英国东北亚利益 1884年12月发生的“甲申政变”和1885年发生的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是朝鲜背离中国、寻求独立自主的表现，意味着中朝宗藩关系受到来自宗藩体制内部，当事国朝鲜的挑战。1884年12月4日，以金玉均为首的朝鲜“开化·亲日势力”，制造了一场“反清国”、“求独立”的武装政变，史称“甲申政变”。开化派提出两个目标：一，“朝贡虚礼议行废止”、脱离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二，改革朝鲜内政。③由此可见，政变的最终目的是“称雄自主，不受制中国”。④朝鲜是中国最后一个属国，其向往“不受制中国”就是试图脱离中朝宗藩关系。若如此，宗藩体制将走向解体，最终导致东北亚格局发生变化。这对在东北亚有着重大利益关切的英国来说，其前景充满了难以估量的变数。政变虽然很快被袁世凯率领的中国驻朝军队镇压，开化党人或被处死，或亡命日本，但是它的后遗症却令人忧虑。一是朝鲜政府内部开化党残余势力犹存；二是中日两国军队对峙汉城，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英国外交官们对此给予了极大关注。1884年12月8日，驻华公使并兼管朝鲜事务的巴夏礼(Sir H.Parkes，1828-1885)在给其前任威妥玛的书信中，详细介绍了英国驻朝鲜总领事阿须顿(Aston，William G.)提供的的情况。巴夏礼写道：“阿须顿目睹了发生在汉城的‘甲申政变’，朝鲜的青年官僚们对自己的地位和将来抱有极大不满，他们妄图颠覆政府，将自己从中国解放出来，树立自己可以支配的进步体制。”⑤“这个事件的结果，一是加剧了日本与中国，另一个是加剧了朝鲜与中国的紧张关系。”⑥12月18日，英国驻东京的普伦凯特通知巴夏礼，“日本准备派兵5万”，中日可能开战。⑦通信内容显示，英国外交宫不但看到了中朝宗藩关系受到朝鲜正面挑战的现实，还看到“甲申政变”导致中日关系进入临战的危机状态。为此，英国外交部立刻指令巴夏礼提供对策。巴夏礼是个亚洲通，在长达40余年的亚洲生涯中，形成了其有关亚洲政策的基本观点，即“最大限度地扩大英国的通商范围，为了达到此目的和保护英国在东北亚的国家利益，英国应不断获取更为有利的通商权力，同时尽力维护东北亚政局的相对稳定。”⑧基于这种思路，受命之后，巴夏礼将外交重点置于“极力避免中日两国的武力冲突，保障朝鲜局势的稳定”⑨上。他认为：“在朝鲜的宗主权问题上，中国不会向日本妥协，英国如介入‘甲申政变’，明智的做法是回避有关宗主权的问题。”⑩事实上，巴夏礼的这个“回避”，暗示了英国在是否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这一悬案上，其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甲申政变”导致的另一个局势变化就是加速了朝鲜“背清亲俄”的步伐，加深了英国对朝鲜半岛时局的忧虑。政变后，日本国内民众情绪激昂，与中国开战的舆论日渐高涨，许多乱民冲击中国驻日使馆，迫使驻日公使徐承祖不得不求助于日本外务署派警察给予保护。(11)闻此情景，很多朝鲜官员认为中日在朝鲜必有一战。这种危机状况加速了朝鲜背离中国、求助俄国保护的步伐。以韩圭稷为首的朝鲜亲俄派，力主引俄自卫，他们向国王进言：“清国力不足以保我”，日本“藐视本邦，顾忌清俄，不敢并吞，而常有侵占之意”，“惟俄据天下形胜，为天下最强，为天下最畏，而与本邦比连”。(12)担任朝鲜政府外务兼总税务司的德国人穆麟德乘机提请“宜欲托俄国，万一中日开战之时，务请其保护我国”。(13)朝鲜国王随之采取了两项措施：由穆麟德将“甲申政变”的情况电告俄国驻日本公使达维道夫(A.davidow)，试探其态度；避开政府与统理衙门，派亲军前营正领官金镛元、权东寿等4人到海参崴与俄国地方官取得联系，求其保护。此即史称“朝俄密约”事件。(14)学界有关“朝俄密约”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厚(15)，在此毋庸赘言。笔者关注的是，朝鲜“背清亲俄”、“引俄自卫”的举措，对英国制定东北亚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换言之，厘清“朝俄密约”与英国1885年4月这个时间节点上占领巨文岛之关系。可以说，此次“朝俄密约”不但震惊了中日两国，也深深触动了英国的外交神经。从1885年2月至3月，阿须顿不断向巴夏礼汇报朝鲜情形，并提出个人见解。他断言，对英国来说，与俄国入侵朝鲜的行为相比，朝鲜背离中国的行为危害更大，建议借用中国之手对此加以防范。(16)巴夏礼对此深表赞同，多次向总理衙门探询，期待中国阻止朝鲜的行为(17)，指出：“穆麟德完全违背了李鸿章使其接近朝鲜国王的本来意图，他企图让俄国成为朝鲜的保护国，并试图缔结一个条约，将朝鲜的一个港口给与俄国皇帝，其危险不言自明。”(18)由此可见，面对朝鲜背离中国求助俄国保护的局面，英国外交官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朝鲜的亲俄行为，将严重影响英国在东北亚的国家利益，英国需要援引中国阻止朝鲜，以保障朝鲜半岛局势的相对稳定。再据1885年7月4日、5日，阿须顿与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金允植的会谈记录可知，英国在“朝俄密约”事发期间，不仅掌握了朝鲜“衙门官员在东京与俄国公使日夕往来，绸缪交密，情迹甚诡”之情形(19)，还了解到朝鲜“衙门官员在东京俄馆谈话之事，不止于请教师一事”，“更有二件事，一则要俄政府保护，一则将朝鲜地方一处给与俄国安顿”。(20)对此，阿须顿强调：“教师事尚属小故，更有许大事情，异日必大为成说。”(21)此次谈话虽然是在英国占领巨文岛之后，但仍然可以看到英国外交官们对朝鲜背离中国、求助俄国充当朝鲜保护国的举动甚为忧虑的真实状况。事实上，“甲申政变”后，中日俄三国谁来保护朝鲜，一直是英国外交官们关注的焦点，也是英国制定东北亚政策的关键。会谈中，当金允植质问英国为何占领巨文岛时，阿须顿回答：“贵国不知我国来占巨文岛之意也。三十年前，我国与俄国开仗，六年前，又与俄国约条，并不提起巨文岛一事，今忽来占，岂无故乎？”(22)据此可知，身为驻扎汉城总领事的阿须顿，目睹了“甲申政变”和“朝俄密约”，其所言4月“忽来占”巨文岛之“故”，并不为“与俄国开仗”，其“故”之意，虽未明言，实即指朝鲜脱离中国、寻求俄国保护的危机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