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张力:马克思与阿马蒂亚·森

作 者:
李翔 

作者简介:
李翔,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河南 新乡 453007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内容提要:

正义思想存在着先验制度主义和现实比较主义两种不同的演进理路,马克思和阿马蒂亚·森同属于后者。他们的正义之思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既有着相似的逻辑起点,又有着相通的动力之源,都把人的发展作为共同的价值旨归。在正义的研究视域、思维路径以及自由与发展的关系上,阿马蒂亚·森给予了马克思正义观一定程度的丰富与拓展。然而,若从唯物史观的视域来审视,阿马蒂亚·森虽洞察到了现实中的种种不公,却没有看到异化这一问题之本源。森在表层成因分析之上对正义的改良诉求,显然有别于废除私有制之上的正义实践运动,其所阐释的正义图景也只是在一种静态的分析模式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与视角。由于缺乏人类历史发展的维度,森的正义思想并没有跳出自由主义的窠臼。与马克思的正义观相比,是形似而质异;与自由主义相比,则形异而质同。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8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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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8)01-0040-09

      在西方智识上,关涉正义的思想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演进理路。一种是由霍布斯开创于17世纪、以“社会契约”方法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先验制度主义”(Transcendental Institutionalism)。这种正义思想立足于社会契约,以主权国家内公民共同接受和维系该契约为准则,勾勒和描绘出该社会理想和公正的社会制度。作为当代先验制度主义正义思想的集大成者,罗尔斯继承和发展了社会契约方法,并使这一方法在长时期内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理论。在先验制度主义这一正义研究方法大行其道的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与之截然不同的正义方法——“现实聚焦比较主义”(Realization-focused Comparison)。这种正义方法以现实生活而非抽象的社会契约为支点,侧重于对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而非致力于建构看似完美、实则虚幻的正义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公正现象进行深刻地分析和比较,进而寻找实现正义的现实之路。这一研究方法以亚当·斯密、孔多塞和马克思等为代表。尽管他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不尽相同,但都采取了现实聚焦比较主义的方法。他们在对传统正义研究的面相作了深刻转化的同时,不再拘泥于先验的建构,而是将正义的目光投注于现实的社会与生活之中。

      在现实聚焦比较主义的道路上,阿马蒂亚·森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作为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世人往往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其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而忽视了他在政治哲学方面作出的卓有成效的探索。随着其正义思想的结晶《正义的理念》的问世,森向世人充分展示了其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智慧。有西方学者把这本书誉为自罗尔斯《正义论》之后有关正义的最重要的论著,而对其正义思想的研究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作为现实聚焦比较主义的共同代表,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和森的正义思想有何关联?两种正义理念是否存在相通与交融?在马克思的视域之下,森的正义思想有何不足,又在何种意义上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的正义观?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深入到马克思和森正义思想的深处,深刻挖掘他们正义思想的内在特质。这不仅是对其正义思想的一次廓清与澄明,而且对当代中国语境下如何构建正义、如何实现正义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作用。

      一、马克思与阿马蒂亚·森正义思想的相通与交融

      尽管森称不上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正义思想却深受马克思的启发。作为现实聚焦比较主义的共同代表,他们的正义思想既相互贯通,又相互交融,既有着相似的逻辑起点,又有着共同的动力之源,既有着异曲同工的正义原则,又有着殊途同归的价值旨归。

      (一)相似的逻辑起点:对现实个人与社会的正义观照

      从逻辑起点来看,马克思和森的正义思想都关注现实的个人,尤其是对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体现出深切的伦理情怀和正义观照。马克思在其战斗的一生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严厉的鞭挞。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毋庸讳言。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异化所导致的非正义和不公平现象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日益加剧。如果单纯依靠社会契约和高尚的道德律令却忽视人的现实存在意义,那么就会导致人的自由的丧失,自然也就无法实现正义。马克思把对正义的关注置于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生活之中,从人的生存境遇和实际活动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深刻揭示出物的自然属性所遮蔽的人的社会属性。在马克思看来,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条件与社会环境,通过对现存制度的改革来改变人的现实境遇,才是实现正义的根本之道。

      森的正义思想深受马克思的启发。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和斯密的道德哲学,沿着马克思的实践正义道路,在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人学革命,实现了经济学的人本复归。无论是其对贫困与饥荒的关注,还是他重建经济学的伦理之维的努力,抑或是对不平等的苦苦深思以及对身份与暴力这一命运幻象的克服,森始终把人的自由与发展作为研究的基点和前行的航标,被誉为“穷人经济学家”“经济学界的良心”。在其正义思想的构建和正义之路的实现的过程中,他把关注的目光聚焦于现实的个人,把社会选择理论作为正义分析的工具,主张倾听不同的人和群体的声音。森把实证分析作为正义研究的方法,他对印度、孟加拉等国人们现实生活的翔实考察,为其正义理论提供有力的支撑。他把可行能力作为评估正义的尺度,通过对个人可行能力的塑造和提升,实现人的自由、平等与幸福。在其正义理论的框架里,处处体现着人本的理念,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二)相通的动力之源:“改变世界”中对抽象正义的批判

      马克思与森的正义思想的相通之处还在于他们都把对抽象正义的批判作为锐利的武器,在批判的基础上正本清源,使正义思想返本归真。马克思正义批判的逻辑指向主要是蒲鲁东和拉萨尔这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蒲鲁东看来,正义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只有构建起符合正义要求的规范并把其作为一个亘古长存的准则,才能消弭不公,实现正义。马克思对蒲鲁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把人类思维抽象出来的正义范畴独立化、实体化,从实质上颠倒了正义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不是正义这种抽象观念推动社会的发展,恰恰相反,是生产方式的辩证运动推动着人类的进步。既然作为抽象范畴的正义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那么永恒的正义自然就是一种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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