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7)06-0015-09 1 引言 城市内部社会阶层的分布状况是社会学和城市地理学关注的重点议题[1-5]。其中，社会学者主要关注社会阶层的划分方式与总体分层情况[6-8]，城市地理学者往往从社会区的角度关注不同阶层的空间分布特征[9-11]。早在1920s，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的三大古典模型就关注到了城市收入阶层的空间结构[12]；1949年，Shevky和Williams首次明确提出城市“社会区”概念[13]，随后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对城市内部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状况和种族特征进行定量分析，开启了以社会阶层结构为核心的社会空间实证研究[14]。之后，更为客观的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法被广泛应用，形成了因子生态分析范式[15，16]，该方法至今仍被学术界广泛采纳，社会阶层指标是反应社会空间的核心因子[17]。期间，学术界开始采用一系列指标评价社会空间特征[18]，并先后经历了“社会指标运动”和“社区指标运动”[19]，开展了对城市内部社会空间的定量化评价研究，成为西方国家评价其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20]，其评价指标主要覆盖就业、收入、健康、教育、住房、民族等方面[21，22]。研究思路多以“剥夺理论”为视角[23]，关注负面性倾向的指标，例如失业率、死亡率、低教育人口比例、领救济金率、较差设施住房比率等，最常见的评价方法是计算具有上述负面特征的人口百分比，并通过Z-score、Chi-square、Range等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21，22]，然后赋予权重(采用平均权重或因子分析计算权重)，最终计算该空间单元的社会空间水平(被剥夺程度)。其中的一些指标可体现出社会阶层水平的高低。 在国内，对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的空间化研究往往只作为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一个“生态因子”[24-26]，而专门对城市社会阶层的空间评价与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极少。城市社会区是个涉及面较广的综合性概念，包含了人口、性别、年龄、就业、职业、民族、家庭、收入、教育、居住等多方面[27-29]，而社会阶层的划分更加聚焦权力、财富、声望等方面的因素[30，31]。社会区与“社会阶层区”之间尽管有交叉，但侧重点不同，且社会区概念的范围比社会阶层区更加广泛和综合化。在一些城市社会学或城市地理学的实证研究中，社会阶层中的收入[11]或职业因素[10，25，27]成为了社会空间划分的主因子，并作为社会区分异的主要名词，例如工人阶级住宅区、高收入者集聚区等。这也说明不同社会阶层在城市中的差异化空间分布是造成城市社会区形成的重要因素。但社会阶层的划分和评价视角多样、指标复杂，使得专门针对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空间分布与空间评价的成果较少，对“社会阶层区”的关注不多。基于此，本文建立一套适用于中国城市内部社会阶层空间化评价的思路和方法，以期为未来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区”的研究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视角。 社会阶层划分的理论和标准多样。其中，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涂尔干的社会分工理论为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31]，起到了深远影响。马克思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韦伯确定了社会分层的三个维度，即收入、权力、声望；涂尔干基于社会分工的理念，将职业作为社会阶层划分的切入点。随后的学者发展和完善了上述理论，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32]、新韦伯主义[33-35]、新涂尔干主义[36]和功能主义[37]等一系列社会分层理论。在社会阶层划分标准及其度量方法的探索方面，赖特模型[38]和戈德索普职业分层模型[39]最具代表性，尽管二者理论基础不同，但在实际度量中都是以职业为阶层划分的标准。Blau和Duncan认为，职业是占据社会位置的最重要体现，收入和声望都要受到职业的深刻影响[40]。中国学者陆学艺以上述研究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三维视角出发，提出了“五大社会经济等级+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8]，该研究同样是以职业为基础进行阶层划分。由此可见，职业可同时体现权力(组织资源)、收入或财富(经济资源)、声望(文化资源)，尽管职业不是划分社会阶层的唯一标准，但依然是当前划分中国城市社会阶层最为理想和最好操作的出发点。 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空间分异格局的成果往往隐藏在城市社会区分异或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成果中[41，42]。例如，北京的社会区划分为高收入区、中等收入区、低收入区[11，43]，以及知识阶层集聚区、农业人口居住区[24]等；上海分为农业人口聚居区、蓝领人口聚居区、知识分子和白领人口聚居区等[27]；广州的社会空间划分为中等收入阶层聚集区、一般工薪阶层居住区、知识分子、高级职业者聚集区[26]，或者干部居住区、工人居住区、农业人口散居区等[29，44]；南京居住空间划分为实力阶层、富有阶层、富裕阶层、一般阶层、低收入阶层、贫困移民阶层[10，45]，以及高社会经济地位人口聚居区、工薪阶层分布区、农业人口分布区等构成的社会区[28]；乌鲁木齐社会区由机关干部、高级管理与服务人员集聚区、一般工薪阶层居住区、知识阶层集聚区等构成[25]；合肥的社会区包括知识分子与高等职业者居住区、一般工薪阶层居住区、低收入人口居住区等[46]。这些职业阶层或收入阶层因子能成为社会区划分的标准是由于这些因素成为了社会空间分异的主因子。除此之外，住房、外来人口等因素也常常作为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主因子，并与职业或收入因素共同反映社会空间结构。因此，除了李君甫和李阿林对北京社会阶层空间格局的研究成果[5]外，专门针对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空间格局的研究依然寥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