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7)06-0024-08 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增加或是群体平均年龄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1]。1950年，全球60岁以上人口约有2.05亿，而2015年，根据国际助老会(Help Age International)发布的《全球老龄事业观察指数》显示，全球60岁以上人口约9.01亿，占世界人口12.3%，预计2050年将达到20亿，人口老龄化已成为21世纪最大的全球化趋势之一[2]。 20世纪40年代，老年学的学科特性由“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吸收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地理学等学科的概念、理论[3]。70年代，作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一部分，“空间转向”(spatial turn)逐渐被社会学科所接纳。在老龄化研究中，开始强调空间与环境的重要性，关注其是如何影响与表征老年人的活动、行为以及经历[4]，并逐步形成地理老年学(geographical gerontology)这一交叉性学科。Andrews提出地理老年学的核心问题是“关于空间、地方(place)和老龄化之间关系”[5]。但是地理老年学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并未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目前整体上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1999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5年底，老年人口已经超过2.22亿，占总人口比例的16.7%，且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6]。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新常态”。自1980年代初，国内地理学就开始关注人口老龄化，但集中在人口地理、经济地理以及城市地理等传统学科领域，话题聚焦老年群体的时空特征与机制；老龄化带来的空间效应；老年健康与环境关系；老人空间行为；养老服务供给的空间组织与规划等方面[7]。总的来看，国内地理学对老龄化的研究将“空间”作为老人能动性(human agency)的“幕布”，是无意义的、抽象化的几何空间，忽略了富有社会文化意涵的地方。内容上呈现“碎片化”、“絮乱化”，各地理分支学科对老龄化的研究缺乏联系，难以系统化。文章基于已有文献对地理老年学的发展脉络与研究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以期丰富国内地理学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视野。 1 从老年学到地理老年学 20世纪以前，老年学对老人的研究多从老年医学与老年生物学等自然科学进行个体老龄化的研究[1]。而后，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老年问题由过去的家庭问题逐渐转变为社会问题，老年学的学科属性也由“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8]。 20世纪70年代，随着全球化与科技的快速发展，老年群体的空间流动性增强；老龄化态势的加剧带来了自然、社会资源的紧张，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在老龄化研究中，开始强调空间与环境的重要性，关注其是如何影响与表征老年人的活动、行为以及经历[4]。社会心理学家Lawton和Simon研究了环境因子对于老人的综合影响[9]，而后，地理学家开始探索将“空间”放置于老年学中[10]。早期地理老年学研究中，Rowles编写的Prisoners of Space? Exploring the Geographical Experience of Older People最具代表性，对居住北美城市工人阶级社区中五位老人进行深度访谈，研究他们对身体老化的感知以及与当地环境的互动。提出老人环境经历的复杂性远非心理学家描述的随增龄性变化老人空间压缩的“撤退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11]。20世纪80年代后，地理老年学开始真正成为一门的交叉性学科，Warnes和Rowles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推动者。他们认为，地理老年学是一门研究“以老龄化为核心的人地关系和空间环境相互作用”的综合性学科[12]。 总的来看，前期的地理老年学研究停留在老年人口时空特征[11]、迁移[14]以及服务供给[15]等描述性研究上，属于信息积累的阶段，旨在突出“空间”在老龄化研究中的作用。此时的“空间”是抽象、无特征的几何空间[16]，空间只是社会与经济各种活动在地域上投影的载体[17]。而后一些学者对“幕布”式的空间研究提出批判，发展了“社会空间”的概念，空间既是实体空间也是社会网络空间，将抽象的空间转移到社会生活中(to life)，关注老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与人际互动的社会网络空间[18]。此外，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空间压缩/消亡”等概念的出现，学者们提出了“虚拟社会空间”的概念。旨在探究科技的进步对老人的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的形式、经历以及结果产生怎样的影响[19]。 地方在人文地理学的语境中与其说是一个严格界定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抽象的学术意象，即是“感知的价值中心”，以及社会与文化意义的载体[20]。在现代性研究的语境中，空间与地方的概念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21]。前者是社会与经济活动发生与分布的物质性载体，体现的是抽象的、物质性的空间过程；而后者所体现的是独特的区域特征，是个人多样化的空间实践，以及地方所承载的丰富的社会与文化意义。20世纪90年代，人文地理学中的“科学理性主义”受到质疑，“新人本主义地理学”兴起，主张用社会—文化的视角找出“地区差异性”，改造地理的“理性”[22]，加之老人由于身体老化，空间的压缩，对于地方的物质性与情感性依赖增强，使得地理老年学的研究由关注“冰冷”的空间转向赋有社会文化意义的地方。1995年，Harper与Laws在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期刊发表的Rethinking the geography of ageing标志着地理老年学进入新的阶段[23]。Harper与Laws认为地理老年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是浅层化的，研究方法多为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描述性研究。他们提出地理老年学应具有人本主义的色彩，关注“个体老龄化与地方的关系”，强调个体老人的生命历程具有非线型性。将老人与社区、家以及身体等建立起关联性，研究个体老人的地方经历、身体实践以及情感体验[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