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4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7)06-0097-09 古代罗马国家的政治活动具有戏剧性特点,它以广场、会场、竞技场、剧院、神庙、祭坛、通衢大道等公共空间为舞台,以民众为观众,以政治家为演员,以服饰、仪仗、坐席等级、游行队列的秩序、凯旋式和宗教赛会的规模、纪念碑和公共建筑物的碑铭记事等为展示权威,从而建构起权力的象征符号。 古罗马共和早期、中期、晚期先后发生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运动。在政治场域发生的戏剧性冲突与变革,往往同时在宗教舞台上象征性地展演出来。宗教无时无刻不介入社会冲突与政治纷争。罗马国家宗教礼仪制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从另一个角度可与社会变迁和制度变革相互印证。本文以罗马共和早期的等级冲突、共和中期的派系竞争和共和晚期的个人专权为例,分析罗马共和政治的仪式性和表演性特征。 一、冲突仪式:从反叛到重聚 罗马共和早期的主要政治事件是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在罗马编年史作家李维、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笔下,这段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事件充满了戏剧性和象征性。冲突的展现及和解都被抽象为仪式。以下试借用维克多·特纳的社会戏剧理论加以阐释[1](P29-34)。 (一)第一次撤离运动 公元前494年,古罗马平民举行第一次撤离运动,为这场平民与贵族之间波澜壮阔的社会戏剧揭开了大幕。事情起因于平民债务危机。共和初期,罗马连年遭受外敌骚扰,经常征调平民从军。服兵役是城邦公民的义务,但既无报酬,又延误农事,还需自备武器和口粮,平民深受其累。许多平民是外来移民,没有土地所有权,需要租种公有地或贵族的土地,他们以人身作抵押,以劳动交换土地、种子、工具,成为贵族的nexii。一旦无法交纳足够的劳动产品,就会陷入债务。罗马古老的习惯法对债务人非常苛刻,允许债主拘押、拷打债务人。共和初期,大量平民沦为贵族的债务人而受到债主的逼迫。这就为等级冲突埋下了导火线。 一个人的悲惨遭遇煽动了一场燎原大火。一位老人浑身伤痕累累地冲进罗马广场。他的罩衣被撕碎,身体虚弱得要死,胡子、头发凌乱得可怕。尽管他面目全非,但还是有人认出他来。有人说,他曾是军团的指挥官,还立过战功。这人向群众展示胸膛上的累累伤痕,作为他多次为国作战的证明。当人们聚集在他身边,询问他为什么落到如此凄惨的地步?他说,当他在萨宾人的地区征战时,敌人掠夺了他的庄稼,烧掉了他的房子,抢走了他的家产和牲畜。接踵而至的赋税,犹如雪上加霜,他不得不去借债。结果,由于还不起高利贷,债主们夺走了他祖传的农场,又将家产夺去,最后还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不是像对待奴隶那样,而是把他关押、拷打。他露出后背的遭鞭笞的新伤。耳闻目睹此人的悲惨遭遇,激起了人们的满腔怒火。骚乱迅速从罗马广场蔓延到罗马城的各个角落……[2](Ⅱ,23,1-8.t) 这个罗马传统故事体现了一种反叛仪式:这位平民的反抗不仅针对某个别债主,而且具有攻击债务奴役制、违反贵族制社会秩序的象征意义。按照维克多·特纳的社会戏剧理论,这是反叛者“违反”社会结构的第一阶段。这位罗马反叛者的申诉暗含两条伦理依据:一是城邦同胞之间不能相互奴役,平民身为自由民和捍卫城邦的公民战士,不应受到贵族的奴役;二是贵族负有保护、照顾平民的责任,应按照罗马建城始祖、第一位国王(Rex)罗穆路斯(Romulus)的安排做平民的保护人,而不是平民的主人。 这个控诉债务奴役制的公民还向同胞展示其伤痕——既有在战斗中留下的伤疤,也有被债主鞭笞的伤痕,通过这种强烈对比证明了他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暗示贵族制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同时,这位受虐待的平民士兵又具有“牺牲品”的符号意义,足以引起神与人的公愤,并象征性地引发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和对抗。关于这一幕社会戏剧的文本叙述旨在表明,平民违反贵族制社会规则的行为背后有其正义、合法的理由支撑。 违反社会规范的个案发生之后,整个社会随即出现了严重危机。大约二千平民士兵携带武器和口粮,撤离到罗马城界之外的一座“圣山”[2](Ⅱ,32,2-3)。地中海地区的古代社会因人口压力、粮食危机、政治斗争等原因往往周期性地发生分裂,一部分公民移民海外,建立新的殖民城邦。罗马人自认为祖先也是来自阿尔巴的移民。罗马平民的撤离运动多少与此相似。不同的是,平民被贵族视为外人,因他们在罗马既无祖坟也无圣火,故而参加撤离运动的平民们占据着自己的舞台,摆出威胁的姿态,向代表城邦秩序的贵族机制发起挑战,激发这一机制作出反应。 倘若反叛的平民远远离开罗马去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场公共危机就将以两个阶层的彻底决裂而告终。但是,平民们在距罗马不远的“圣山”上安营扎寨,停留了数日,仿佛犹豫是走还是留[2](Ⅱ,32,4-5)。此刻,“危机”呈现出或趋向恢复稳定,或趋向制造更大动乱的临界点。 接下来进入所谓“矫正行为”(redressive action)阶段。为了控制危机的蔓延,受到扰乱的社会体系的代表——元老院迅速采取调整和矫正的机制。他们派出谈判代表与驻扎在圣山上的平民领袖交涉[2](Ⅱ,32,8)。外部战争的压力和社会生产的需要都迫使贵族竭力挽留平民。结果,平民被贵族劝回罗马,条件是平民与贵族之间订立了一条盟约: 平民将拥有自己的官员,他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负有保护平民抵制执政官侵害的权利,并且不得由贵族担任。[2](Ⅱ,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