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作为教育起点和基础的学前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教育部发布的《〈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期评估报告》显示，我国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从2009年的50.9%增加到2014年的70.5%；幼儿园数量截至2014年已达20.99万所，较2009年增长51.9%；学前教育经费则从2009年的244.79亿元猛增至2048.76亿元；幼儿园教职工数也在五年间翻了一倍，达到314.2万人(柴葳、刘博智，2015)。但学前教育的发展却存在显著的区域和城乡不均衡现象。首先，在入园率、师幼比、财政投入等指标上，东、中、西部地区的梯度差异明显且同一地区内也存在较为明显的省际差异(刘占兰、高丙成，2013)；其次，城市地区的幼儿园数量、师资力量和办园条件均高于或优于农村地区，并且自2005年以来，城市地区入园比例一路攀升而农村地区入园比例则一路走低(洪秀敏、罗丽，2012)。不仅如此，学前教育的机会分配还存在阶层间的不平等现象。由于学前教育目前并未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因此学前教育机会直接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挂钩。特别是一些优质资源较为集中的公办幼儿园，以赞助费、高入园费、限定户籍等方式提高入学门槛，从而导致中下阶层群体只能选择质量一般的民办幼儿园甚至选择不上幼儿园(宋占美、刘小林，2013)。 导致学前教育机会分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市场机制对教育服务供给的介入。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教育服务逐渐形成了公共途径和市场途径两种不同的供给形式。前者是由政府部门和公共组织提供的教育，后者是以实施营利性行为的个人或营利性组织为基础的市场提供的教育(劳凯声，2003)。由于学前教育收益的不确定性和延迟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相对迟缓(严冷、冯晓霞，2009)。同时，主要承担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的区县及以下政府单位限于我国目前的财政分权体制和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更难以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中增加对学前教育的拨款(柏檀等，2012)。在这种情况下，公办学前教育成为家长需要动用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参与争夺的稀缺资源。与此同时，市场日益成为学前教育服务的重要供给方。这使得学前教育成为可以交易的服务产品，家庭的支付能力对获得学前教育越来越重要。总之，无论是公立还是民办学前教育，其教育机会的获得都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有关。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或不同阶层的教育获得差异是社会分层研究的经典议题，因为它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也是理解社会不平等的关键。许多学者都对教育不平等的形成过程及其社会后果展开过论述。例如，经济学家鲍威斯和金蒂斯(Bowles & Gintis，1976)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学校教育是制造不平等的过程，学校教育使学生内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了不平等的合法化和传承。布迪厄等(布迪厄、帕斯隆，2002)借助文化专断、惯习和符号暴力等概念，阐述了中产阶级如何利用文化资本使子代在学校教育中占据优势并实现地位的代际传承。威利斯(Willis，1977)则通过一所工人子弟学校的民族志分析工人阶级再生产的真实逻辑和机制，揭示了底层孩子在抵制现存学校文化的同时生产出“反学校文化”进而复制了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此外，还有一些教育社会学家从更加微观的学校制度设置(如学轨制和能力分班制)理解学校教育如何形成社会不平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社会不平等和教育之间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关联。 综观国内关于教育不平等的研究，大量社会分层和教育学研究者集中关注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乃至初等教育阶段的阶层不平等，并且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这些教育的获得(李春玲，2003；李煜，2006；吴愈晓，2013；刘精明，2016)，但很少有研究者系统地考察学前教育的不平等。这与社会中幼儿园入学的激烈竞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Heckman，2000)曾指出，学前教育是最好的人力资本投资，幼儿时期对其教育的投入将比此后任何时期获得的回报都大得多。因此，学前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对理解成年后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结合此前教育不平等研究的思路，本文将重点讨论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前教育机会获得？二是学前教育是否会影响个体今后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发展？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家庭背景与学前教育获得 为了弥合不同阶层的教育差距，美国开展了许多学前教育项目，比较著名的有开端计划(Head Start)、高瞻教育(High Scope Research)、芝加哥家长儿童中心项目(Chicago Child-Parent Center Program)和卡罗莱纳启蒙计划(Carolina Abecedarian Project)等。关于这些学前教育项目的研究发现，学前教育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并且对弱势群体助益更多(Barnett，1993；Magnuson et al.，2004)。正因如此，许多深谙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西方国家均不遗余力地普及学前教育，以期维护社会公平。不过时至今日，中下阶层在学前教育机会和质量方面依旧落后于中上阶层。美国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的报告显示，低收入阶层更少将孩子送入幼儿园，也无力支付学前教育的费用(NCES，2003)。 在教育市场化的同时，我国学前教育的机会不平等问题也日益突显。尽管我国拥有相对正规的学前教育制度，但因其不属于义务教育，因此学前教育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由家庭承担。部分由政府资助的公办园数量有限、竞争激烈，其入园过程往往需要比拼家长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民办幼儿园办园条件参差不齐且费用高昂。有学者于2010年调查发现，样本家庭每个月为学龄前儿童支付的园内基础性和园外扩展性消费接近1500元，贫困家庭约三分之一的月收入用于学前教育支出，中高层家庭的支出负担则相对较小(刘焱、宋妍萍，2013)。沉重的入园负担与较低的家庭收入已成为中低收入家庭幼儿进入学前班的主要障碍(宋占美、刘小林，2013)。此外，有研究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家庭户籍等因素也会影响孩子的学前教育机会(Magnuson et al.，2005；邢芸、胡咏梅，2015；孙东，2013)。总之，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在学前教育获得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本文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