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属性、技术学习惯例与企业创新绩效:规模的调节效应

作者简介:
郭京京(1984-),女(汉),河南信阳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后,研究方向:新兴产业创新政策、技术创新管理,北京 100190;周丹(1981-),女(汉),浙江慈溪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企业创新战略,浙江 杭州 310018;李强(1980-),男(汉),浙江湖州人,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创新搜索,浙江 杭州 310015

原文出处:
科研管理

内容提要:

本文深入考察了技术学习惯例在知识属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在实证研究中,本文运用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技术学习惯例强度在知识属性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机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知识存储惯例强度和知识激活惯例强度在知识缄默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知识激活惯例强度在知识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规模对知识缄默性与知识存储惯例强度、知识激活惯例强度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18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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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编号:1000-2995(2017)12-012-0029 DOI:10.19571/j.cnki.1000-2995.2017.12.004

      1 引言

      惯例是组织理论领域的重要概念之一。Nelson & Winter(1982)[1]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基于有限理性和知识的分散性提出了“惯例”的概念。惯例是企业在演化、竞争和创新的过程中,围绕工作任务形成的有规律的、可预测的组织行为模式(Nelson & Winter,1982)[1],是组织行为的基本构成要素(Becker,2004;Cyert & March,1963;Feldman & Pentland,2003)[2-4]。

      已有惯例相关文献主要涉及两种主要研究视角:行为视角和认知视角(Becker,2004)[2]。基于行为视角的研究认为惯例是规律性的行为(Winter,1986)[5],代表了如何做事情的具体表现(Dosi et al.,2000)[6]。认知视角相关的研究则认为惯例代表规则、标准的运营程序等(Cyert & March,1963)[3],是组织成员的抽象理解(Feldman & Pentland,2003)[4]。与行为视角相比,认知视角忽视了惯例在不同情境下的具体表现(Cohen et al.,1996)[7]。

      行为视角和认知视角的划分使得学者们更多地关注现实情境下实际工作是如何完成的(Hales & Tidd,2009)[8]。具体而言,Cohen et al.(1996)[7]指出惯例有以下表现:个体所持有的记忆;共享的语言;物体表现;组织实践。Hales & Tidd(2009)[8]指出惯例的正式表现包括工程绘图、财务审计、数码数据、文字说明等,非正式表现包括日常演讲、姿势、事件描述等。

      尽管已有研究对惯例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仍存在以下两点不足:(1)围绕惯例进行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已有研究大多从认知视角对惯例进行探讨,对于现实情境下组织内部的任务是如何完成的、以及这一过程中的规律性行为关注过少,缺少相关的实证研究;(2)部分研究开始关注知识情境对于企业内部技术学习过程和机制的影响(Becker,2005;Carlile,2004)[9,10],但没有深入探讨知识属性对于技术学习过程中组织惯例的影响机制。

      由此,本文将组织层面多个主体在技术学习过程中围绕知识存储、激活和转换等不同阶段所进行的经常性的、交互的行为模式定义为“技术学习惯例”,进一步考察技术学习惯例在知识属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本文从知识管理视角出发,通过以下三个维度刻画技术学习惯例:知识存储惯例、知识激活惯例、知识转化惯例(Carlile & Rebentisch,2003;Garud & Nayyar,1994)[11,12],以期揭示不同知识处理阶段中技术学习惯例在知识属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由于企业规模反映了组织配置资源存储、激活和转化知识的能力(Garud & Nayyar,1994)[12],本文将企业规模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对知识属性与企业技术学习惯例之间关系的影响。

      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问题是:知识属性如何通过决定企业的技术学习惯例,从而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企业规模不同时,知识属性对技术学习惯例的影响如何变化?本文将采用231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针对上述研究问题进行实证探讨。

      2 理论假设

      2.1 技术学习惯例

      本文基于吸收能力相关研究,从知识管理视角出发,将技术学习惯例划分为不同维度:知识存储惯例、知识激活惯例、知识转化惯例。一方面,已有吸收能力相关研究指出组织内部存在围绕获取、吸收和利用知识进行的技术学习过程,在不同的技术学习阶段存在组织惯例(Lane & Lubatkin,1998;Lane & Koka,2006)[13,14]。Cohen & Levinthal(1990)[15]认为组织通常建立促进知识共享的技术学习过程,有助于学习和吸收新知识,提升竞争优势。Zahra & George(2002)[16]指出,在组织获取、吸收、转化和利用知识的过程中存在组织惯例。进一步地,Galunic & Rodan(1998)[17]认为惯例有助于推动资源整合,促进对于外部复杂知识的辨别和吸收。另一方面,吸收能力相关研究指出知识存储、知识激活和知识转化三个阶段组成了系统完整的技术学习过程。具体地,Maryam & Dorothy(2001)[18]指出知识管理包括知识存储/激活、知识转移和知识应用等阶段。Garud & Nayyar(1994)[12]认为企业的技术学习过程涉及知识选择、知识存储以及知识激活和整合三个阶段。Carlile & Rebentisch(2003)[11]指出知识转化循环中包括知识存储、知识激活和知识转化等阶段。根据上述研究,本文认为技术学习惯例可划分为知识存储惯例、知识激活惯例和知识转化惯例三个维度。

      知识存储惯例。知识存储惯例指的是在现有知识单元中添加知识以供未来使用的经常性行为模式(Carlile & Rebentisch,2003)[11]。知识存储惯例主要包括三类活动,首先,企业需要决定哪些知识进行存储(Breschi & Lissoni,2001;Garud & Nayyar,1994)[12,19]。其次,企业应采取恰当的形式存储知识(Wilson & Hlavacek,1984)[20]。最后,企业需要对存储的知识编制目录,并设计适当的激励体系,鼓励企业研发人员开展知识存储(Garud & Nayyar,19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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