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中国家，创业能够产生两种正向效应：一是对经济增长产生提升效应，二是对就业产生促进效应(Chen et al.，2011)。虽然自十七大提出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战略以来，我国创业环境和创业者的热情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创业成功率低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根据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统计的结果来看我国居民首次创业成功率不足10%。 关于创业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试图从不同视角研究这类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产权等为核心的正式制度可以影响居民创业活动(North，2005)，同时社会网络等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也会对创业活动产生影响(Djankov et al.，2006)。在制度健全的国家，正式制度相对来说对创业的影响程度更大，而在转型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制度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网络往往在创业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例如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通过研究中国农村的数据就发现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和关系的农民，从事自营工商业的可能性越高。边燕杰(2006)也发现社会关系在居民创业活动中可以帮助创业者获取更多信息，促进创业活动的开展。 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创业环境呈现出和发达国家不一样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我国的正式制度尚不完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在某些领域依然存在过度干预的问题，例如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公布的2015年全球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就显示，中国的总得分为52.7，世界排名为第139位，在亚太4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30位；第二，我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人情社会(Bian，1997)，社会网络影响着我国居民的创业活动，而公务员作为有较广泛社会网络的群体，其政治资本对居民创业的影响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例如Jia & Lan(2013)就发现父母的政治资本可以影响子女的创业活动，李雪莲等(2015)也发现配偶为有职务的公务员可以显著地提高丈夫/妻子的创业概率。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由于并不完善的正式制度，在创业活动中企业家往往会更多寻求非正式制度如政治网络的帮助，从而规避由于正式制度缺失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吴一平和王健，2015)，同时这种政治网络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会由于政府干预程度不同而产生差异化的结果。 本文通过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研究了政治资本、政府干预和创业之间的关系，在以下方面略有贡献：第一，丰富了我国有关创业方面的理论研究。目前关于政治资本对创业的影响，特别是细化到不同级别和不同行业政治资本对居民创业影响的研究还相当匮乏；第二，以往文献中很少涉及政治资本影响居民创业的机制研究，本文则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总结出了政治资本影响居民创业的路径，丰富了机制研究；第三，本文的结论为建立合理的监督机制，规范公务员职责范围和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提供了理论支撑。 本文第二部分是研究背景和假说；第三部分是本文研究所用数据的统计性描述和研究方法的介绍；第四部分是居民政治资本、政府干预和创业的研究；第五部分是居民政治资本影响创业的机制分析；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研究背景和假说 政治资本可以影响居民创业活动在前苏联和东欧等国为代表的转型国家已得到了证实(Kryshtanovskaya，1995)，在中国，政治资本可以影响创业也得到了部分证实(李雪莲等，2015)。拥有政治资本的创业者擅长通过政治资本获取更多的社会关系(Ledeneva，2006)，社会关系可以为创业者带来创业所需的信息、资源(Birley，1985)、知识和能力。除此之外，以创业环境为导向的研究成为了趋势和主流，制度环境作为政治资本生存的土壤，必然也在创业活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木志荣，2007)。现阶段我国市场化程度依然不完善，地方政府对于企业活动的干预也普遍存在，因此企业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政府打交道(吴一平和王健，2015)，且这种干预有着区域化的差异，在政府干预强的地区，政治资本更容易获取创业所需资源，进而固化了政治资本对创业的促进作用，而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改善，政治资本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会逐渐减弱直至消失。由此我们提出了本文的假说1： 假说1：在我国，政治资本促进了创业活动，政府干预阻碍了创业活动，政治资本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在政府干预强的地区更显著。 我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特殊的制度环境造成了创业活动也不同于其他国家，我国的创业大多以生存型创业为主(刘鹏程等，2013)，居民生存和工作环境不同会产生不同强度的创业意愿，在我国低级别公务员相对高级别公务员，工作环境和压力更大、收入更低，且政府对高级别公务员监管更严，因此低级别公务员利用政治资本为其创业服务的意愿更强烈；另外从政府领导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层面来看，政府领导往往掌握更多权力，拥有更多为其创业服务的政治资本，因此创业意愿相对企业领导更强。除此之外，我国市场化程度依然不高，政府干预依然普遍存在，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改善，不同级别和不同行业政治资本反应程度是不同的。从政治资本级别来看，高级领导相对基层领导有更多的政策信息获取渠道，能够更快的感知制度环境的变化；从行业来看，企业是市场化的主体，制度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的影响更大，因此相对政府领导，企业领导对制度环境的变化更敏感。由此我们提出了本文的假说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