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图谱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具有自身独特的研究特点、优势和地位，其根本研究特点是历史性，这一特点优于教科书非历史的研究方式，它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僵硬的学科壁垒，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的研究优势，其地位不是论证教科书原理的手段和工具，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活水源头，对于其他各类型、各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挥着辐射和带动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它具有独有的功能，这一功能表现在历史性的阐释方式、避免经验主义的历史叙述，注重逻辑挖掘、理论提升、史论结合的研究方式，在多学科、多门类知识的整体关联性中重新阐释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体性。 虽然如此，马哲史研究范式仍然不能包打天下，不能单独承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所有任务，它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的一种范式、一种路径，自身也存在着内在张力和视域局限，只有明确其视域局限及其表现，才能认识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边界，更加全面地对其进行总体定位，扬长补短，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相结合，更好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因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内在张力和视域局限以及这些局限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像其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一样，马哲史研究范式仍然存在着内在张力，带有难以克服的视域局限。 首先，是按照时间逻辑、还是问题逻辑或思想逻辑来展现马哲史，是马哲史研究中的一个内在张力。作为思想史研究，马哲史研究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展现思想史，是按照时间逻辑、还是按照问题逻辑或思想逻辑来展现?也就是按照时间在先原则、还是按照思想逻辑在先原则来叙述?这是马哲史范式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是其研究的一个视域局限。按照时间逻辑来叙述马哲史就会要求时间在先原则，其叙述方法就会侧重历史描述性方法，恪守时间先后的顺序，收集整理所有的学术史料，以学术编年方式，列举相对重要的人物和著作的思想介绍，对人物、著作、事件、活动等方面进行专题性研究。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忠实于历史发生的先后顺序，力求客观呈现思想发生、发展、传播的历史。而其带来的缺陷是经验性、表象性、外在性，其研究方法很容易陷入“剪刀+浆糊”的经验主义做法，收集、罗列马哲史中的人物、著作、事件、活动，进行外在地焊接、缝合，最终只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完整的表象”或“感性的具体”，将思想史变成列宁所批评的“人名和书名”的历史，是“一大堆在时间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哲学意见的罗列和陈述”①，根本无法到达“理性具体”，也无法回应和反驳其他思想史叙述方式的批评，无法深层呈现思想逻辑的内在流动和贯通。与此相反，按照问题逻辑或思想逻辑来叙述思想史，则要求理论逻辑在先、理论问题在先，其研究方法是暂时撇开思想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以某种思想中建构的理论逻辑、理论形态作为逻辑线索，这一理论形态本身可能导源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理论建构，也可能仅仅由理论问题引发的理论家建构的观念形态，理论逻辑是第一位的，甚至带有先验性，思想客观发展的先后顺序是不重要的、次要的，至少是第二位的。这种研究方式的优势是能够透过经验的表象去探寻思想历史背后的理论逻辑，避免经验主义研究方式的弊端，经验主义的做法是单纯堆积和罗列思想史材料，把思想史研究淹没于大量思想史材料之中、无法揭示思想史发展中的内在逻辑。其带来的问题是这种逻辑建构可能是主观的和先验的、脱离思想发展的实践逻辑和思想文本的客观意义、脱离思想史本来面貌，易于陷入主观主义、多元主义。即使研究者力图结合思想发展的时间逻辑、文本的客观意义、思想史本来的面貌，反对主观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研究态度，但是在不同思想史逻辑的抽象和建构中，究竟如何判定其客观性、一元性?谁才是判定这一思想史逻辑客观性的标准?思想史本身无法回答，这是马哲史研究范式存在的一个难以解决的内在问题。 其次，马哲史始终存在着解释学循环，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留下的文本，面对由这些文本中的思想所组成的思想发展历史，后人的研究也是一种理解和诠释，而马哲史的理解和诠释同样存在着一系列解释学循环，这些循环也是马哲史研究范式内在张力的具体表现。 第一，史论结合的循环。这是理解主体和理解对象之间的循环，历史上的马恩思想、马恩思想的历史就是理解的对象，关于对象理解的理论形态属于理解主体的理论建构。马哲史是思想理论的历史，而思想理论的历史都离不开书写者的解释，书写者的解释又总是基于一定理论立场、理论观点，理解的“前结构”，离开解释者的前结构和理论立场理解就不发生，纯粹“中立”的客观解释是不存在的，那样做就把人等同于动物、从而取消了理解本身。理解者的前结构和理论立场不同，所理解出来的马哲史就会不同，比如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人道主义等不同的理论立场的研究者，所书写的马哲史就存在极大差异，甚至完全相反。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文本思想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的客观性，思想史的研究必须以文本的客观思想为基础、以整体思想史的客观性为基础，不能歪曲客观思想，任意建构背离客观思想的主观主义解释，因而必须反对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的解释学态度。尽管我们反对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解释学态度，反对苏联马哲史研究模式完全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解释马哲史，反对这种政治实用主义做法，但这并不等于否定理解者理论立场的作用，我们只是反对把这一前结构和立场唯一化、绝对化、教条化，排斥其他解释理论存在的可能性，反对这种意识形态教条主义的同质性解释。换言之，在马哲史研究和理解中，一方面它离不开理解客体对象，就是对客体对象的理解，另一方面又离不开理解主体，是理解主体的理解，主体理解的“前结构”制约了关于对象的理解。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循环和矛盾：马哲史理解和研究是关于对象内容的理解，而不是主观任意理解，而对象理解的前提又是主体具有自身的“前理解”，否则关于对象的理解就不发生，所以要理解对象就必须有主体的前理解，而主体的理解又必须是关于对象的理解，马恩思想的客观性、一元性和研究者的主体性、多元性、时代性之间的矛盾与循环就一直伴随着马哲史研究。 第二，方法论视域与对象本性的循环。这是研究主体的研究方法和对象之间循环、主客体之间的中介和对象之间的循环，前一方面的解释学循环是理解主体与理解对象的循环，它表明理解主体在面对理解对象时，并不是一块白板，而是具有理解的前结构、前理论。具有一定理论立场和结构的理解者，在理解马哲史对象时，还必须采用一定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视域、方法影响着理解的结果，理解主体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方法论、一定的概念框架，理解就是盲目的。理解者理解的前结构与采用的方法论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一方面，理解者的前结构、理论立场规定着理解者所采用的方法论、视域，有什么样的前结构就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另一方面，理解者持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理解前结构、理论立场。理解者持有的方法论也直接影响和规定着理解的结果：面对同样的马哲史对象，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主体总会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论、视野，而方法论和视野不同，理解的结果就会不一样，比如我们采用苏联马哲史研究模式，采用目的论预设、线性进化论、领袖中心论的方法论，就会形成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的马哲史面目，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马哲史通史著作。而如果我们采用动态出场论、多线发展论、学者与领袖共同作用的方法论，就会呈现与之不同的马哲史面貌，如何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东方和西方》，吴元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张一兵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等。任何理解和研究都持有一定的方法论立场。但是研究者并不一定自觉，如果不能实现对旧的研究方法论自觉，就不能有效实现马哲史研究的深层创新。虽然理解主体理解的前结构、持有的方法论直接影响着理解的结果，影响着对马哲史理解的面貌，但另一方面，作为理解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史有其客观的逻辑、客观的规律和本性。不能无视马哲史对象的客观本性，背离马哲史的本性，任意采用一种方法论视域来书写马哲史，这样马哲史范式研究就带来了另一种循环：马哲史方法论视域和对象本性之间的循环。因此必须正视这种循环，既要看到任何思想史的解释理论都离不开思想史客观性，否则就是主观性的任意书写；又要看到任何思想史都离不开一定的解释者的方法论视域，否则就是一大堆经验材料的堆积，或者对于前理解结构和理论缺乏自觉。这种循环给马哲史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判定自己的研究方法论是正确的、最符合对象本性的?依据哪种方法论书写的马哲史是最符合马哲史的本性?
